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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库克陪同部长蔡斯到了纽约，帮助这位内外交困的部长从纽约的银行家们那里又筹集到了5 000万美元，在持有政府债券的期间，支付的利息率为7。3％。（这批债券被称为七·三○债券，其利息率显然是由蔡斯确定的，其最好的理由就是面值100元的债券，其利息率正好是每天2美分。）
5 000万美元对于那时的银行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但是，对于蔡斯想实现的筹款来说，却是杯水车薪。1860年7月1日，国家债务为6 400万美元，一年之后，却上升到将近9 100万美元。蔡斯估计：到1862年7月1日时，国债将达到5。17亿美元。
到那时为止，政府债务一直是很平静地由大银行家及经纪人来处理的，这些人或者是自己持有，或者将债券出售给最大的客户。显然，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体系，而库克设计了它。
库克被任命为联邦政府的一个职员，专门处理五·二○债券（之所以称之为五·二○债券，是因为其偿还期不少于5年，不多于20年，同时以黄金来支付6％的利息率）。他在报纸上大作广告，广发传单。他要求财政部提供面值小至50美元的债券，并接受分期付款计划。他有意地让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让他们相信购买政府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责任，而且还是对未来的一项有利的投资。杰伊·库克创造了债券动力，这是后来的每一次战争的主要特征。
在国内战争之前，持有各种证券的人数还不足1％，库克向5％的北方居民出售了政府债券，按照约翰·谢尔曼（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威廉·T·谢尔曼将军的弟弟）的说法，他使债券的优点展现在“从缅因州至加州的每一家庭成员”的面前。
库克不仅仅满足于做广告，他还在报纸上撰写故事。“一封来自卡姆登妇女的信，她订了300美元，”有一个故事叫做“五·二○债券事务所里的一天”。“有一个人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他要了1。25万美元……在一张桌子旁，有一个育婴女拥，她要了50美元的债券，而在她身后平静地等待着的，是一位魁梧的先生，费城的一位‘强人’，从他身上，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钞票多多、银行里有巨额存款的人，他要了2。5万美元。”
1864年5月，库克成功地销售了战争债券，他实际筹集资金的速度与美国陆军部花销的速度一样快，在那时大约是每天200万美元。通过出售债券，北方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南方因为没有大银行，也没有金融专家，所以通过这种方法筹集的资金还不到其总收入的40％。
库克成功的债券动力使得美国国债有了惊人的上升。1857年，在萧条开始之时，当时的债务仅仅是极小的数值—每人97美分。而8年后，就上升了80倍，达到了每人75美元，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达到的最高值。但是，因为北方可以将如此巨大的战争成本推迟到未来支付，而南方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北方的经济也未受到任何的损失，它艰苦地筹集到了战争物资，最后战胜了叛乱。
当然，南方邦联的纸币和债务，随着南方邦联的灭亡而消失了，但是，绿背钞票及国债却保存了下来。是否恢复金本位制，及何时恢复金本位制，相比于重建工作这一主要问题来说，就成了战后次要的事了。债务人因为通货膨胀效应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纸币，而债权人自然“健全通货”。后者最终占据了上风，在1879年，绿背钞票用黄金来兑换，但是，直到1933年才出现了完全的法律上的松动，后来到1944年时，绿背党有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装甲钢板丑闻（1）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撰文讨论垄断对经济所造成的危害及混乱。100多年来，自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以来，斯密理念就已写进了美国法律中，其结果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利的。只是—特别糟糕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能适用于政府垄断的情形，这一问题，仅仅是由于现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论争才被人们开始讨论。
然而，现在讨论得相当少的就是买方垄断所造成的危害。
我们还是不要麻烦去查字典了，就让我给出一个粗略的定义吧。所谓垄断，就是存在一个经济实体可以有效地控制某一商品的供给，比如美孚石油公司的汽油供给，以及国家机动车部门所颁发的驾驶执照。而买方垄断则是指另一种情况，即控制某一商品的总需求。
显然。买方垄断比垄断更少见一些。许多年前，当我在希腊旅游时，曾经遇到过一件事。一个拍照片的，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旅游团观光特尔斐废墟时给我们拍了照。第二天早晨，他走到旅店的餐厅，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兜售印在光面纸上的8×10英寸照片，价格奇高无比，生意做得很红火。
然而，当他走到我这里时，我告诉他，他给我拍的那张照片，我只能给他开价的十分之一。他愤怒地拒绝了，这时，我就跟他说，他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报社，一个藉藉无名的大学生，手持一本旅游指南，走在特尔斐废墟里，他们对这张照片的开价会是多少。他接过我给他的钱，把照片给了我，嘟囔了几句可能没有任何转译必要的希腊语。
买方垄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由与垄断相当相似：买方垄断不能进行真实价格的决定，而其拥有者总是会滥用权力。就像现存的大多数垄断一样，买方垄断常表现为政府一方。国家教科书委员会就是一例。非洲政府粮食合作社要求农民必须将粮食卖给它们，这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农业生产，也是一个例证。
但是，最大的买方垄断自然就是军队了。核导弹潜艇的客户究竟能是多少呢？最客气地说，可有只有一个客户，这种电力小艇要么是卖给海军，要么根本就卖不出去。
这种军事买方垄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00年前，当时是战舰（而不是核潜艇）标志着海军的实力，政府在装甲钢板问题上与钢铁制造商争执了30年之久。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故事。
1862年“巨蜥”号与“梅里麦克”号的战斗宣布了木质军舰统治时代的结束。至19世纪80年代时，其主导的形式变为战舰，配备有重型火炮，火炮由装甲钢板来保护。然而，国内战争后，美国海军迅速减员以至于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所需要的小型装甲钢板也是从海外购买。后来，切斯特·亚瑟的行政机关决定扩张海军，这样，它就需要国内的资源来保证战时的供给。
钢铁制造商已经在快速地扩张，以满足剧增的铁轨用钢材及结构用钢材，他们对兴建高度专业化的只能生产装甲的钢厂不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需求只依赖于海军的反复无常的行为，事实上，海军将成为惟一的客户，而且技术上也很难处理，即使按照钢铁制造商所要求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杂质的分布和冷却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每一批钢板的弹性强度及抗穿透性上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然而，在政府的督促下，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开到制造装甲钢板。然而，海军坚持政府必须派驻观察员以监督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而且要求必须坚持一些特定的规定，而从本质上讲这些规定却是很难控制或者根本不可控制的，这时，卡内基钢铁公司就停止了生产制造。卡内基钢铁公司认为惟一关键的问题在于钢板抗炮弹的能力，因而弹道测试将会是惟一的标准，这也是海军用以判断装甲钢板的惟一标准，这是很正确的。
伯利恒钢铁公司继续生产装甲装板，但是其资源要远少于卡内基钢铁公司，所以很快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而不得不推迟完工。这时，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以私人名义向卡内基钢铁公司要求重新开始霍姆斯泰德厂区的装甲钢板厂的制造工作，这样卡内基钢铁公司重新开始工作了。
到1892年时，它还是这样地运营着，为“蒙特雷”号巡洋舰和“纽约”号战舰生产甲板。但是，那一年的霍姆斯泰德大罢工使得生产停滞了一段时间，罢工失败后，工厂才恢复了生产，可以理解，工人心中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装甲钢板丑闻（2）
第二年，代表四位工人的一位律师，找到了卡内基的合伙人亨利·克莱·弗里克（他是罢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并说可以把一份履行甲板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卖给他。弗里克告诉律师说这几个工人是“赤色”分子。但是，这个律师找到了政府，政府同意把基于证据而得到的罚金的25％作为这些人的奖励。
接着，政府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利用律师所提供的信息对整个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证明卡内基钢铁公司有罪。但是，当弗里克被召到华盛顿并被告知海军打算处以一笔相当于合同标价的15％的罚金时，卡内基钢铁公司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调查。
当然，调查过程是以典型的独断方式进行的，弗里克和卡内基钢铁公司非常恼火。他们向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申诉。可是霍姆斯泰德罢工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海军大臣的，而卡内基钢铁公司应对此次事件负责，所以克利夫兰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并不想支持卡内基钢铁公司。但律师出身的他，也意识到这家公司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把罚金的比例降低到仅为10％。但罚金总额仍然达到约14。05万美元，这在19世纪80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
海军案的关键问题是，迄今为止，送交的这批钢板中只有三块钢板低于规定要求，因而被退货了，其余大部分钢板质量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