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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卖出他所没有的股票），他希望股价可以下跌。因此，在公开的场合，杜罗打赌说纽约银行肯定会被接管，而私下里却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如果收购失败，杜罗和马孔姆都将遭受损失，可是杜罗这方面却可以获利。但是，因为他与马孔姆的合同上规定他可以使用马孔姆的钱，而不是他的钱，所以，杜罗背弃盟友的损失仅仅是他的名誉而已，看上去，这个牺牲他是很愿意付出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2）
汉密尔顿并不知道杜罗表里不一的行为，然而却对其投机行为感到胆寒，“这个时候，”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有一个分界线，以区分诚实者与流氓，将高尚的基金股东及商人与完全不道德的赌徒区分开来。”当然，寻找到一条分界线，一直是华尔街和政府的高明之士的愿望，只是其结果是徒劳的。
杜罗投机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也成了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他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的错。很多人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借钱给他，也想加入他的行列中来。就是在这个时侯，沃尔特·利文斯通借给他20。3万美元。大家要想知道这笔钱在1792年是什么概念，就请考虑一下：1828年时，也就是整整36年之后，曾有一个纽约最富有市民的排行榜，这可能是第一个“福布斯400”排行榜了。尽管那时纽约市的人口已增长了3倍，但是，只有56个市民的身价不低于10万美元。
杜罗开始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以备在将来时刻进行交割，他希望价格上升，从而能在交割日期到来之时偿还债务。但是，杜罗还从利文斯通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购买了银行股票，这些人的操作跟他们的亲戚沃尔特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希望股价下跌。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从银行存折里提取黄金和白银，从而收紧了当地货币的供给，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言之，他们制造了信贷挤逼。利息率迅速上升，每天达到1％。
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好兆头才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经济在繁荣的18世纪90年代继续迅速地扩张。理由也是相当简单的：汉密尔顿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公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金融危机时期所应该做的事。他防止失控的恐惧传染而散布开来，确保恐慌形势对整个美国经济不造成长期的恶性后果。
可是，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式的政策制定所认识，这一政策认为华尔街及其活动必然是一种罪恶。一直到195年后—即1987年大崩溃—联邦政府才再次坚决地采取行动以防止金融恐慌发展成为金融灾难。
这也是1987年恐慌与1792年的第一次恐慌差不多被人忘记了的原因。如果联邦政府已真正认识到这一教训，美国人的群体记忆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1）
1937年时，美国经济已经慢慢从1933年的谷底爬上来了，突然掉头向下，再一次向下沉沦。GNP在减小；失业从本已很高的水平上向上增加；税收下降。这一新的经济衰退增加了美国人的痛苦，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难题：这一次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19世纪伊始，经济下滑就一直被称为萧条，但是，1937年时的美国已经处于萧条状态了。所以，经济学家们可能是很高兴现在又有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了，他们用衰退来称呼这一现象。因为委婉修辞的铁律的作用（“弱名词驱逐强名词”），“衰退”一词走上前台，而且自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萧条这个词了。现在，萧条这一名词专用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人们还常用大写来说明它具有的特殊含义。
但是，大萧条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大型的经济下滑。实际上，美国革命之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紧缩。1837年，在持续了几年的经济扩张后（它体现为华尔街第一次持续的大牛市），华尔街就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大崩溃的冲击。
萧条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然而，尽管它深深地影响了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但是，它却没有太多地改变大部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美国人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地生产粮食，制造的物品也多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美国人还生活在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经济”之外。
然而，到19世纪末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百万的美国人已经依赖于月薪收入了。1860年时，一个在工厂里辛苦工作的工人，就对应着四个在农场里工作的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时，这一比率就下降为二比一。1860年时，没有一个工业单项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名单中。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20家，每一家都雇有上万名工人。
因此，1893年对美国经济形成冲击的大萧条，也相当有权被称为另一个大萧条。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银行家和商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上百万人的生活。GNP大约下降了12％；1892年时失业率还只有3％，两年后就上升至18。4％。城市的贫民区在扩大，饥饿在贫民区的街道上令人恐吓地逡巡，但是，只有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在缓解这个国家的痛苦。
萧条的原因，部分在于常见的过度扩张，特别是铁路的建设。1893年初，费城及瑞丁铁路公司和国家考德公司，进行了所谓的互相借货，都破产了。并触发了华尔街的恐慌。在这一年底，另有1。5万家公司（其中包括491家银行）破产。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的约三分之一都接受了破产管理。
今天是很难想像了，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有泛泛的正式谈话，有街角的长篇大论，有酒吧里的争吵，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刻分歧。
执行金本位制，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用黄金来锁定其货币价值，而且，也随时准备以此价格用黄金来换回任意数量的货币。用华尔街和J·P·摩根所概括的话来说，金本位制受到了“有钱一族”的欢迎，如银行家、经纪人及已有基业的商人。美国西北部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强烈地支持金本位制。
然而，其他地区，大部分还是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农民是长年的债务人。南部和西部的很多人认为：金本位制只不过是华尔街的一个计策，只是想把他们驱向破产。众所周知，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通货膨胀总是受到那些欠钱者的欢迎，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用贬值的货币来支付债务。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政治生涯差一点就到达了白宫的大门，就因为他鼓吹公开的通货膨胀计划。
正如一个民主体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美国政府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金本位制的强烈要求，一方面又面对着另一个强力集团的通货膨胀贷币政策的要求，所以，它试图二者兼得。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2）
1873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慢慢地回复到美国国内战争中已经废止了的金本位制，同时停止了铸造银币。而19世纪70年代刚刚大量发现新的银矿的西部，立即将这一事件称为“73罪行”。然而，1878年时，尽管还处于金本位的回复期，国会还是通过了布兰德—埃利森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部每月以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盎司的白银，并将之以16∶1的比例铸造成硬币（换言之，按国会的法令，16盎司的白银等价于1盎司的黄金）。这种任意增加国家货币供给的后果，就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典型做法。
在一开始，16∶1是白银的大概市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