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任意增加国家货币供给的后果，就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典型做法。
在一开始，16∶1是白银的大概市价，但是，随着西部大铸造的盛行，白银的价格就稳步地下降了，到1890年时，其比率大约为20∶1。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白银法案，要求政府每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大约是政府当时正在铸造的白银总值。因为政府购买白银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所以，这显然是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但是，通过布兰德—埃利森法案后一年，美国已经全面转向了金本位制，国会要求财政部必须持有1亿盎司的黄金，以应付对贵金属的任意需求。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金本位制又保持了美元的稳定，这就是说，政府试图有效地提供担保并克制通货膨胀。
那么，结果又怎样呢？哈！正如国会山以外的任意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人可以预言的，格雷欣法则就产生效果了。这一法则是一个经济学真理，在亚当·斯密诞生前200年就被人们所认识了，即“劣币驱逐良币”。白银其市价为二十分之一的黄金，而在其铸造成货币时却被宣布为十六分之一。所以，自然的结果就是：人们会使用银币，而持有金币。黄金开始从财政部一点一点地流出。
因为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分裂性的货币政策的效应被掩盖了。但是，由于1893年崩溃的打击，这一涓涓细流就成了滔天洪水。随着政府收入的急剧降低，国会废止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并储蓄黄金。政府发行债券，收购更多的黄金，以保证黄金储备，但是黄金还是继续流出财政部。
不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在第二年的1月份下降为6 400万盎司。克利夫兰总统是一个坚定的金本位制支持者，可国会拒绝允许他发行又一批的债券以补充流失的黄金储备。
国会允许自由铸造银币，而总统却是支持金本位制的，政府也因之瘫痪。很快，完全有可能是：每一周都有数以百万盎司的金条装载到纽约码头的船上，飞速地运离这个国家而驶向欧洲。美国政府将要废止金本位制的时候，实际上在进行一次赌博。大为吃惊的J·P·摩根乘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克利夫兰总统非常清楚“华尔街”是怎样地受到这个国家的仇恨，因此，一开始拒绝接见他。
“我是来看总统的，”摩根以庄严的态度回答道，“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可以见他。”因为每一分钟的形势都在恶化，在第二天早晨，克利夫兰的态度就变得温和了。
总统、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全都寄希望于能说服国会允许发行新一轮的公众债券，因此，希望这个最大的财阀能帮助财政部跳出困境，从而能使他们免于政治的难堪。这时，有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纽约分库的储藏室里只剩9 000万盎司的黄金了，摩根告诉他们他知道一个1亿盎司的汇票，他可以在任意时刻提供。摩根警告说，一旦提供了，“这笔钱将会在三个小时内一下子被花光”。
克利夫兰认识到摩根是他避免羞辱和失误的惟一希望了。“摩根先生，您有什么建议呢？”他问道。
摩根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方案。他和罗斯恰尔兹，这两个国际银行业的最强有力的人，将购买政府账户的350万盎司黄金，以交换价值6 500万的3年期的黄金债券。另外，他还承诺说，黄金一旦到了政府手里，就不会再流出了，最起码可以保证在一段时间不流出。结果是摩根在危机期间充当了政府的中央银行，使财政部与市场隔绝开来。这是摩根对其实力充满信心的一次令人敬畏的展现。
这一方案发生了效力。随着信心的恢复，卖给银行家们的债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克利夫兰，从其内心来讲是一个健全通货主义者，对于采纳摩根的建议毫不后悔。但是，民主党的白银主义者对他采纳这一建议的做法却从未原谅过。
第二年，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压力开始有所好转，对膨胀的通货的呼吁也开始消退。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他所属的党派选举中大获全胜，他承诺说，他要使人类免除“黄金十字架”所带来的磨难。他当然遭到了惨败。但是，在其后的16年中，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成熟，民主党却一直背负着“白银十字架”在政治斗争的泥泞中蹒跚前行。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1）
在罗马军队里，士兵们日常定量供给的主要形式是大块的面包，每一块面包足够两个士兵吃一天。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自古以来，对于每一支常设部队来说，军营生活大部分都是匆忙与等待的交替，而士兵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他们没事可做的时侯，就相互争斗。除了女人和赌博之外，没有比食物更合适的东西可以使无事可做的军队产生剧烈的争斗了。
但是，罗马人不仅具有军事天才，还具有法律的天才，通过了一个极好的规章来防止士兵为每天的面包定额而争斗。当两个士兵拿到了一块面包后，规则要求一个士兵来分割，而另一个士兵来选择属于他的一半。
这是自律法的完美例证，这种法律是从每个人的自利角度来制订的，以使其行为公平合理。有人会认为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制订这样的法律，无疑地，如果天国降临到人间来，那么，这些法律就会产生了。但是，在天国还没有降临之前，这些法律依然还是很少的。理由也相当简单：自律法考虑到了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集团的利益，不是那些制订和执行这些法津的人的利益。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立法者和官僚一样—倾向于应付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偏好于应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经典事例，就是州际商务委员会。1995年12月31日，在108年的应付了事之后，它最终关上了它那些宽敞的大门，而那些事本来大部分是可以用灵巧的法律来解决的。实际上，由于政治的巨大惰性，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寿命，比建立它以应付的那些问题的寿命，还要长几十年。这一问题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铁路公司的陆上运输所享有的垄断地位，及由垄断而给它们带来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相当特殊的经济。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事实上，无论经济处于脆弱还是减缓的状态，它的维修费用是同样高的。因此，铁路公司本质上是规模经济，因为它需要将其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这就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
铁路公司试图建立卡特尔来分配运输，但是，这些卡特尔却破产了，特别在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其结果就是铁路公司相互竞争的线路上的价格战。但是，回头来看，铁路公司在主干线运营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如芝加哥至纽约的线路，这是最大的一条主干线，其竞争也最为残酷。
然而，在那些时侯，铁路公司不仅仅在主干线上运营，还在主要城市至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无数支线上运营。在大部分支线上，并不存在竞争，所以，铁路公司自然会利用这一情况来最大化地弥补它们在主干线上的损失。
自然，生活在这些垄断线路沿线的农民和工人不欢迎这一策略。早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公司就因为其霸道的做法以及欺凌弱者获得回扣以讨好强者的倾向而激起了巨大的怨恨。迫于政治压力，州政府开始对此进行管理。很多州设立了委员会来监督这一事情，但却常常被证明为无效，大部分原因在于：强大的铁路公司说客认识到，如果这些委员会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其权力也是有限的。
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常常成为铁路公司的代言人而允许铁路公司自行其是。一个批抨家抱怨了加州铁路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正是为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就范而成立的）。“一个古怪的现象就是，”他在1895年写道，“16年前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这个铁路公司，而我们却发现它在这整整16年中总是一以贯之地，毫不间断地在道歉和为自已辩护。”
而且，随着铁路公司合并为覆盖几个州的网络运输，每个州管理该州铁路公司的能力也减弱了。1886年时，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中，高等法院判决某州没有权力管理来自其他州或去向其他州的运载货物的铁路公司。就其意图及目的来说，这就说明州根本不能管理铁路公司。
因此，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后，要求改变铁路公司行径的斗争就转移到了华盛顿。按照商业条款，对于已成为国家运输网络的铁路公司，联邦政府具有无可争议的管理权，但是，却存在很多问题，如联邦政府是否具有进行管理的能力。毕竟，国会一方面面对着激动的公众，一方面又面对着最有势力的（更不必说最有钱了）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总是试图分别差异，使尽可能多的人满意以赢得下一次选举。于是，通常得到拥戴的与其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最投机取巧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2）
经过一年的紧张的政治调和之后，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结果就是“达成了一个交易，除了立法者最终避开冲突置身于事外之外，其他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矛盾被移交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