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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843年，尽管在国会里有很多粗俗的笑话和藐视的评论，史密斯在最后活动的疯狂时刻签署了拨款。他迅速地给了他自己一个施工合同，而且做得一团糟，在以次充好的电线上整整浪费了2。3万美元，还想把这些电线埋到地下去。
他们在工程的收尾时刻，将电线穿在电线杆上，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里，向远在巴尔的摩的威尔发了一个信号：“上帝造了什么！”威尔精确地复述出了这个信息。
摩尔斯的成功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正是电。在第一个信号成功发送后的10年里，美国总共铺设了2。3万英里的电线，每一年都要增加数千英里的电线。到1872年摩尔斯逝世时，电报已经可以从加利福尼亚通到印度。正是由于电报的出现，铁路也就可以以相当高的速度和比较低的成本来安全地运行。商人可以在全国性的市场操作，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很多地方性股票交易所可以围绕在华尔街的周围融合起来，成为可以与伦敦交易所相匹敌的交易所。报纸的读者几乎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看到即时性的新闻。由于塞缪尔·摩尔斯的存在，这个世界缩小了好几个数量级。当然，摩尔斯并没有完成预见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在其成功之后不久，摩尔斯及其合伙人就请求将这个所有权卖给政府，要价仅仅为10万美元。值得他们庆幸的是，政府比他们更近视，断然地拒绝了他们。
这是一个奇怪的讽刺。30年后，就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成功地演示了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同样也没有捕捉住电话的巨大潜力。他同样想将他的所有权卖一个好价钱，也是10万美元。但是，他并没有向政府提供这个权利，他找到了西部联合公司，这样，他就可以主宰电话业务了。
西部联合公司断然拒绝了。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1）
在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经常会用某一特殊的名词来说明在那一时刻发生了某一件事，公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改变。譬如，尽管学者们可以将现代世界经济的诞生一直追溯到18世纪中期，其时机器和工厂系统开始使英国纺织业发生了改变，正是在1848年，铁路和电报以及—在欧洲—政治剧变席卷而来，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工业革命。
然而，最近我在英语里偶然遇到了一个消失了的名词，它的消失意味深长，它无声地说明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政治论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词就是“远近运费均一化”。今天，人们即使不能准确地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却也可能会使信奉自由市场的人的脊梁骨不由得战栗起来。然而，在20世纪的20年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进步”。
在20世纪90年代，国会投票通过了对有关通讯的联邦法律的彻底改变，希望可以保证地方电话公司、长途电信公司、有线电视特许经销商及其他公司的最大化的竞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的长期趋势早已产生了许多成果。1980年，美国有2亿个越洋电话。而仅仅17年之后，也就是从开始放开长途电话的竞争并促使价格急剧下降的时候算起的第13个年头，越洋电话的数量已经猛增到42亿次。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的争论并不在于如何在通讯业上培育竞争，那时的通讯业为少数几个巨头（有名的如AT&T和西部联合）所主宰。相反，当时所争论的话题是要不要将所有的电信公司放到邮电局下来加以控制，从而消灭所存在的微弱的竞争。有这么不光彩的短短几年，这种情况确实还是存在的。
今天，电话业处于一个彻底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然而，在19世纪的后期，它却存在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首先要将它创造出来。有一个人，名叫西奥多·N·威尔，他创造了洲际电话系统，这是一件好事，他所设计的这种形式延续了100年，由于它所提供服务独特的质量，使之避免了远近运费均一化。
就在1876年产生了这一工作模式之后的又一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几个合伙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这一年里成为他岳父的加德纳·格林·哈伯德，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公司设在马萨诸塞州。1878年时，他雇佣了威尔做总经理。威尔于1845年生于俄亥俄州教友派信徒的家庭。他后来为电话公司工作，再后来就从事铁路邮件服务，在那儿，他很快就显示了组织的才华，彻底地提高了它的操作和邮件路由系统。
1873年，他被带到华盛顿，其时他才28岁，身份是铁路邮件服务总监的助理，3年后，他就被任命为总监。加德纳·格林·哈伯德后来就雇佣他来负责贝尔电话公司的日常运营。
从一开始起，电话就被证明是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在那一年，贝尔和他的合伙人卖出了一些控股权给波士顿的一群金融家，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因为资本有限，威尔一开始就在当地进行无数的特许交易，每部电话一年征收20美元的费用，这样就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了快速的扩张。然而，当资本可以获得时，公司就开始了所有权交易，这些交易对象扩展为更大的、更有效率的、地区性的经济实体。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最后，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作为贝尔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通过它用长途服务将各个操作不同的公司捆绑在一起。（1899年，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公司法越来越严格，所以在一次机敏的规避行动中，贝尔公司成了注册在纽约的AT&T的子公司。）
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第二年在纽约与费城之间铺设了几条电话线。到1892年，AT&T的长途电话已经可以到达芝加哥了。值得注目的是，AT&T所控制的地方运营公司被迫与其他运营的公司直接接通。它们不得不利用AT&T的设备。
到这时为止，贝尔系统控制了最大的当地运营公司和正处于扩张状态的长途系统，是新生的美国电话业的主宰者。但是，就在它渐渐成为一个垄断者的时候，它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本以扩张其系统（美国现在运营的电话数量几近于19世纪80年代的5倍），这也迫使它变得更有效率，以使其所需要的资本最小化，而且能在市场上出售更多的股票和债券。
然而，控制公司的波士顿金融家首先感兴趣的是现时的利润，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威尔是一个真正的幻想家，却想从扩张和系统提升中重新获得利润。1887年他辞去了总裁的职位以示抗议。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2）
到20世纪之初时，AT&T拥有的资产为120亿美元，而所有的独立电话公司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只有5 500万美元。但是，在电话开始从奢侈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这些独立公司却进行着迅速的扩张。要应对这些新的竞争者，AT&T就被迫降低话费，而且更以顾客为中心。但它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却还是表现得像一个垄断者。它拒绝其他的独立公司接入，所以，这些公司就不能经营长途电话业务。结果就是，在一个城市有两个电话公司，一个是AT&T，另一个是独立电话公司。渐渐地，贝尔系统利用其在长途电话业务上的垄断权作为一个控制杆，来强行接管这些独立公司。
但是，这种迅速的扩张使得公司的财务变得过分紧张，而且，它还要发行质量增长的股票和债券。J·P·摩根成了这些证券的最大买主，到1907年时，它终于从波士顿金融家们手上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摩根也像威尔一样，是一个幻想家，立即要求威尔回来做总裁，这是威尔20年后再次回到这个总裁位置上。
AT&T到那个时候已经拥有了300万门电话，但是，公司的财务却处于可怕的形势，其公众形象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它的服务很差，还有其专横的态度。公司的士气很低落。威尔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第一流通讯系统，以着手纠正这些问题。
他将证券打折提供给股东，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贝尔系统扩张了30倍，这一技巧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他极大地增加了研究开发上的费用，从而为贝尔实验室1925年的成立指明了道路。他要求所有的雇员要待人有礼，这是美国人在与国有电话公司打交道时从未想到过的。
在摩根的帮助下，他也开始着手控制这个国家的电信业，买下了西部联合30％的资产，同时还继续买断独立电话公司。他常常利用摩根在华尔街的影响，在他们让步时，挤逼他们的信用。
但是，反垄断的压力，特别是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就迫使威尔退却了。1913年，摩根逝世后，他卖出了西部联合，而且还第一次允许其他的独立电话公司接入其长途电话设备。
尽管威尔开始让AT&T发生改变，而且其技术还在提高，但反垄断的压力还在继续。在这个特殊时刻，人们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半垄断的私人公司应该转化为一个完全公共化的公司，由邮电局来运行。在威尔逊内阁中，这一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自然就是艾伯特·西德尼·倍尼森，他是邮政总局局长。他开始说服国会授权他接管这个公司。
一些自由派国会议员也同意这一做法，著名的有马里兰的戴维·J·刘易斯，他正式地呼吁要实行“电话和电报的远近运费均一化”。这自然使得AT&T的证券价格急剧下降，但是，威尔在其1913年的年报中，建议他的股东“安然不动”。威尔承认AT&T实际上是一个垄断者，但是，他同时还指出，左派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一点，即“所有的垄断者都应被管制。政府所有权就是一个未加管制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