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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崇欧与排外
在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沙皇政权在精神方面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闭政策，因为它认为西方的思想——甚至西方的宗教信仰——将会腐蚀和动摇俄国制度的基础。传统的价值标准受到大力宣扬和倡导，东正教作为俄国精神生活支柱的作用得到加强。俄国为发展经济而聘请来了外国人，但这些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被指定在城市中专门为他们划出的地区居住，目的是为了限制有害思想和异教传染给俄国人。
但是，商业和战争终究使俄国与西方接近了。俄国人通过周围的立陶宛、波兰、德国、瑞典以及远方的英国和荷兰了解和认识了西方，这种接触使思想的交流不可避免。寻求西方物质文明的努力必然地导致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俄罗斯。
西方思想对俄国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一部分俄国人接受天主教，向往欧洲生活，甚至产生变革俄国社会的朦胧意识。
17世纪上半期，由于大批波兰人来到莫斯科，少数俄国贵族高官逐渐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一位名叫赫沃罗斯季宁的公爵受到波兰人的影响而传染上了异教信仰，他保存着“拉丁”神像和书籍，不去东正教教堂做礼拜，还殴打去教堂的自己的同胞。他以高傲的态度轻蔑地指责他们和他们的精神生活，说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合理的，他们的生活是在靠谎言维持。他攻击神的使者，不承认死者可以复生。他还带有谴责意味地把莫斯科的沙皇称为专制君主，这可能同时反映了他对波兰贵族所享有的自由的向往。由于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感到格格不入，他还产生了离开俄国去立陶宛的念头。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经指出，赫沃罗斯季宁对冷酷的拜占庭教会礼仪和被这种礼仪所浸透的整个俄国生活抱着深刻的反感，他是一个天主教式的特殊的俄国自由思想者。赫沃罗斯季宁的自由思想受到官方注意。他保存的“拉丁”神像和书籍被抄走，并被免去教衔、革去官职，发配至修道院受管束，直至1624 年具结放弃异教后方获释。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欧洲的技术、欧洲的物品、欧洲的书籍乃至欧洲的人都更多地进入了俄国，欧洲文化对于那些能够接触到它的俄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大贵族、著名外交官奥尔金——纳晓金虽为沙皇重臣，但却对俄国的制度持否定和谴责态度，认为欧洲的做法与俄国不同，而且做得更好。他还经常向自己的儿子沃因灌输这种思想，从而使沃因从小就景仰西方。老纳晓金为了使儿子受到欧洲教育，专门安排了一些被俘的波兰人充当他的教师。这些波兰人向他描绘了西方文明的景象，特别是给他讲述了波兰自由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欧洲的向往之情和对俄国生活的厌恶。1660年，沃因利用充当外交信使出国给自己父亲送信的机会，逃到了波兰，后来又到了法国。然而，作为一个俄国贵族，沃因对西欧的生活也难以适应，在国外不稳定的地位最终迫使他忏悔了自己的罪过，于1665年得到沙皇的宽恕，返回了俄国。但是，导致沃因逃亡的那种痛苦心情和他所经历的精神悲剧，是东方化的俄国转向西方时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并将长期折磨那些最先感受到西方文化优越的有学识的俄国人。
对西方文化不断加深的了解必然产生变革俄国生活的愿望。索菲娅的宠臣戈利岑公爵不仅受到欧洲教育、享受欧洲物质文明，而且还深受欧洲政治文明的影响。还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他曾参与改组军队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在1682年取消了按门第规定官阶的制度。这位西方化的公爵还提出了对俄国进行改造的汁划，其中包括局部改变农民的地位，更明确地规定农民的义务；让居民有从事工商业的自由，以刺激他们的进取心；给贵族以部分自由，允许他们到国外去学习军事；把俄国的经济变为货币经济，等等。尽管戈利岑的设想在当时俄国政治复杂动荡、经济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欧洲文化的渗透所产生的影响。戈利岑这位西方化的公爵怀有使俄国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的愿望，他尽力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如积极促进俄国工商业的发展，修建公路、设置驿站、树立里程标杆等。在他当政时期，莫斯科兴建厂3000多幢石头建筑。有人认为，戈利岑之所以与索菲娅保持情人关系，是为了谋取权力地位以实现自己的主张。戈利岑最后因宫闱之争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但他的改革设想与18 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是有很多接近之处的；他所做的努力也并非全无结果。那些年，俄国经济较为繁荣，商业和手工业有了发展，科学知识受到重视。
对西方文化的另一种反应是俄罗斯民族和宗教排他性的强烈抵制。
单是在贸易方面，作为弱者一方的俄国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强化的倾向。早在伊凡四世时代，由于沙皇政权给予英国商人优厚条件，以及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蔑视，俄国商人中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7 世纪初，英国的商业公司获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工商业居民的排外性。米哈依尔为沙皇时，英国人想得到通过伏尔加河进入波斯的权利，但俄国商人向沙皇表示，此举虽能使国家通过关税而获利，但商人的事业却将瘫痪，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英国人。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之初，荷兰公使曾请求允许荷兰商人在俄国同波斯人做生意，并允许波斯人把生丝经俄国运到荷兰，但俄国商人坚决反对，担心这将把他们“逐出商业”。在西方商人面前的软弱无力的地位使莫斯科的商人不但对西欧人十分憎恶，而且还把这种感情扩大到对西欧的风俗、传统、甚至西欧人的外表上。
随着俄国和西欧交往的逐渐扩大，俄罗斯人对“拉丁人、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不信任感也发展了。莫斯科的君主聘来外国人为自己服务，那些俄国官员们“恨”屋及乌，不但对这些外国人充满敌视，而且连带地憎恶起外国的“港口”和“服饰”。这种情绪也许在普通劳动群众中更为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是外国人最鄙视的下层人民，而且还预感到外国人将使他们承受的负担和压迫更为加重。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甚至连同样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人都是异教徒，更不必说外国人了。17 世纪中叶，沙皇侍臣、热衷于西方化的列季谢夫曾在莫斯科附近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请来了30 个小俄罗斯僧侣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但有些被送来学习的莫斯科青年不愿意学，他们认为要是学会了拉丁文，那就会走入歧途。
作为东正教思想的传播者和保卫者，教会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当鲍里斯·戈杜诺夫想要建立学校，请外国人来教俄国青年学习外语时，僧侣们反对说，俄国在道德风尚、宗教习惯、语言文字方面都是统—的，如果语言多了，国家就会发生混乱。沙皇阿列克谢时期的总主教尼康被分裂教派认为是个危险的革新派，但他对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的敌视、他对各种现象的理解以及他的思维方法，却同分裂教派没有什么两样。他曾因为同他谈话的人引用了物理学而勃然大怒：“你不用上帝的圣书来作答……你用来作解答的却是物理学……以及其他可笑的谎言。”当莫斯科的一些画家采用西方艺术家的方法绘制新式圣像画并受到达官显贵们的青睐时，尼康下令没收这些圣像画，并宣布以后继续画这类圣像画的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根据阿列克谢的旨意，这些圣像画被收集起来埋入土中，画家则被革出教门。
17世纪末期的总主教约基姆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他甚至在遗嘱中还不忘关照：不准异教徒在任何地方建造罗马天主教堂和德国路德教堂，不准鞑靼人在任何地方建造清真寺，不要实行拉丁人和其他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不要按照外国的式样改变服装。
但是国家的迫切需要最终是与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冲突的，稍有远见的莫斯科大公和沙皇都为满足这种需要而谨慎地削弱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军队建设、对外征战、兴办工业，都要求越来越多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知识和其他各种专门技术。把俄国变成一个军事、经济强国的愿望使俄国转向西方的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崇欧与排外这两种倾向同时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日后俄国社会思想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源头。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17世纪下半期，俄国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导致俄罗斯教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牧首尼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从罗斯接受基督教以来，宗教仪式发生过一些变化。起初划十字是用两个手指，从12世纪末开始，用三个手指划十字逐渐被公认，做礼拜时呼“阿利路亚”的次数也被认为应该是三次。16 世纪中叶，教会内部对宗教礼仪的形式产生了不同意见，最后由1551年的宗教会议作出决定：划十字用两指而不用三指，赞美词“阿利路亚”呼两次而不是三次。在教堂绕行时应顺着太阳升落的方向而不是迎着太阳。到17 世纪，这种礼仪形式在俄国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从1652 年起担任俄国东正教牧首的尼康认为，俄国流传的手抄经书错漏不少，与希腊原本有许多不同；俄国东正教会实行的宗教仪式也与希腊人所实行的旧礼仪不同，而且在俄国不同地区，神父们施行的宗教仪式也有出入。为了提高教会的权威，尼康不顾教会和世俗守旧势力的反对，着手进行旨在统一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