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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强制婚姻的非人道性曾引起杰出的民主主义者拉吉舍夫的愤怒抨击；而罗蒙诺索夫则从学者的立场指出，这种做法妨碍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为这里没有爱情，生殖力是没有保障的”。他对农村的婚姻状况作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了其中的流弊。他写道：“为尚不能履行夫妻间义务的小男孩娶成年女子为妻——按年龄来说妻子常可作丈夫的母亲——这种情况在俄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已经成为习惯。这一有悖于自然的做法产生了有害的结果……男孩在自己的生育期之前没有足够的能力，而他成年之后，妻子又很快到了不能生育的年龄。”
在婚姻制度的改革中，专制政权竭力利用新规定来使婚姻问题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由于官僚制度的形成和正规军队的建立，需要越来越多的贵族青年充任文官和军官。当时，有许多年轻贵族以结婚为由拒服军役。彼得一世认为，对于这种“狡猾和欺骗”，最好的办法是规定见习军官得不到军衔和荣誉就不能结婚。他还把结婚作为促使贵族青年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手段，1714年1月颁布的著名法令规定，打算结婚的贵族必须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些措施使贵族阶层中的结婚年龄呈现提高的趋势。塔季谢夫在遗嘱中教育自己的儿子：在18 岁结束学业之后，是“产生爱欲”的时候了，但为了将来的顺利发展，还不应在这个年龄结婚，而最好去为国家服务，到24 岁再考虑结婚的问题。彼得一世认为，婚姻必须保证种族的繁衍和人口的质量。1722 年，他颁布了关于“傻瓜”的法令，其要旨是禁止不能胜任工作的人结婚。据此，参政院决定要找出那些不能学习和工作的白痴，不让他们结婚，以免产生低劣的后代，损害“国家利益”。对于愿意工作的“傻瓜”，可给予其一个“规定年限”的试用期，如果他能表明自己是胜任工作的，便能得到结婚许可。为了改良人种，彼得竟异想天开地从法国弄来了一个身高2．27 米的巨人，并为他选择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楚赫纳女人作妻子，但结果并不成功。
彼得时代，教会在婚姻问题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它的职能完全服从于世俗政权的目标，彼得堡政府要求地方神职人员执行新的婚姻登记制度，并把统计表册定期送往最高宗教会议。根据1721 年的宗教条例，禁止本教区的教徒到别的教区去举行婚礼，以便于神职人员对教徒的婚姻进行监督。条例还要求神职人员把“有疑问的婚姻”及时移送宗教机关。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并入俄国版图，也由于同西方的联系更加广泛和多样，婚姻中的宗教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俄国东正教会历来禁止东正教徒与拒绝改宗东正教的异教徒结婚，现在这一禁令已不合时宜了。首先打破这个禁规的是彼得一世，他在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与德国公主夏洛塔结婚时，没有要求这位皇储妃改宗。尽管此事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但当局仍然决定允许贵族乃至出身低微的人同异教徒结婚。
1721年3月，负责管理乌拉尔矿业工厂的塔季谢夫写信给矿业总局，说在当地的瑞典战俘愿意定居下来，但找不到相同信仰的女性作配偶。他建议对这些瑞典人应有特别规定。根据矿业总局的申请，最高宗教会议决定：长于冶金和贸易的瑞典人如果已经或者打算永久地为沙皇服务，允许他们不改变宗教信仰而娶俄国女子为妻，但他们也要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强迫信仰东正教的妻子改宗。这年8 月，最高宗教会议甚至向东正教徒发布特别文告，详细解释了“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婚姻是正当的、合法的”，只要它不导致脱离东正教。文告特别强调，“至高无上的专制政权”对于这种婚姻有着巨大的需要。根据最高宗教会议作出的新规定，这种婚姻的一方可保持不同信仰，但他们的孩子应受东正教洗礼。在此之后，有许多东正教徒利用了这些新的规定。混合信仰的婚姻的出现和增多，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东正教家庭的封闭性。
18世纪的婚礼仪式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传统，但某些陋习被取消了。例如，宾客进入洞房“问候”新婚夫妇并将其内衣拿出来示众的粗俗野蛮做法令人厌恶，被彼得一世明令禁止，一些违禁的显贵受到他的惩处。当然，这种遗风在民间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婚礼的仪式简化了。生性豪放的彼得一世喜欢到快乐的婚礼上去玩，他希望缩短宗教仪式的时间，增加娱乐的时间。1703年，他在教堂参加显贵戈洛文的婚礼时，迫不及待地命令神父快点结束仪式。神父没有行完圣礼就匆匆为新婚夫妇祝福，草草完事。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到1724年，彼得一世指示最高宗教会议修改圣礼书中的婚礼仪式程序，并把它印出来，以便传播和实行。当时，达官显贵家庭的婚礼上，在仪式之后通常是欧洲式的舞会，人们尽情地跳波尔卡、对舞和英国舞，一直到精疲力尽为止。关于平民的婚礼记载很少。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妻于隆多曾描述了在她家当过女佣的一个俄国姑娘出嫁的经过。新郎出身于工商区居民之家，他在得到女方父母同意他们结婚的答复之后，才第一次被允许见了未婚妻一面。两个青年交换了戒指，婚礼定在一周之后。从这天开始，新娘就日夜由女友陪伴着，为即将到来的离别不断地哭着、唱着。结婚那天，来接新娘和嫁妆的是新郎的父母。嫁妆包括圣像、衣服和一张桌子。
妇女地位与家庭财产关系
在封建俄国，盛行着“上帝主宰世界，沙皇主宰国家，男人主宰家庭”的原则，家长对于妇女、儿童和全家老少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权。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极端低下。一句粗俗的谚语反映了她们在丈夫家中的地位：“男人不打你，就是不爱你”。16 世纪的《治家格言》教男人如何惩罚妻子：如有小过错，用鞭子抽几下；如果“很不听话”，那就扒掉衣服狠揍。这种风气直到彼得一世时依旧很少变化。俄国妇女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也是使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惊异的。当时在妇女和儿童中常能见到眼瞎的、耳聋的、头破脸肿的、手脚脱臼的。能够保护妇女免受丈夫殴打的只有女方有权势的亲属，这样的家族能从教会和世俗当局那里得到准许，使有过失的妻子免遭惩罚。在较好的情况下，她们会被送到修道院去驯化一年半载。有时，依靠娘家的权势，妻子也能把丈夫送进修道院，但在他回来之后，她仍将处于完全从属于他的地位。
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家庭中，妇女要承受繁重的生活担子。城镇的商人和小铺主人没有妻子的帮助是不行的。17世纪末访问俄国的施莱辛格注意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大市场上，有许多年轻的妇女在卖装饰品；捷克耶稣会士伊尔什·达维德也报道说，在莫斯科，妇女出现在人很多的地方，有不少坐在店铺里卖针、线之类的东西。至于农村妇女，18 世纪的民族学家安东诺夫斯基发现，她们“劳作过度”，“干得比欧洲任何地方的农妇更多”，“几乎整年都被打发在家中和田里干过量的工作”。彼得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和学者瓦·尼·塔季谢夫十分了解农村生活，他叙述了一个农妇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个农妇应该会烤出好面包，制作好克瓦斯，做出各种食品；在园子里应该种上各种水果和蔬菜……夏天要做奶酪，黄油……必须会织粗麻布和呢子”，还要照管家畜、挤牛奶，等等。
贵族妇女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她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如同笼中之鸟。18 世纪初，常有妇女试图冲破传统束缚的事情发生，但每每受到社会的严厉指责。在北方战争最紧张时，有个少女换上男装弃家从军，在龙骑兵团中服务了7 年，但当她被发现是女身之后，非但与军功无缘，而且受到惩罚，被发落到莫斯科一个纺纱厂去，同“因犯有罪过”而服苦役的妇女一起干活。这个故事被访问这家工厂的一个容克贵族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了。妇女在家庭中屈辱无权的地位是由家庭内部的整个财产关系制度决定的。在贵族阶层，根据1649年法典，没有生育孩子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可以得到除其嫁妆之外的1／4 的丈夫的财产，但她对世袭领地或军功领地都无权提出要求；丈夫向外人而非族人购买的土地可以给予寡妇，但当她再婚或出家为尼时必须归还夫家，她也无权出卖或典当这样的土地。为了保证贵族寡妇和死去地主的女儿、母亲的生存手段，法律规定可在庄园地产中为他们留下一小块“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但不得出卖，也不得作为嫁妆。年幼的女儿可享受这块土地到15 岁，此后就应出嫁并由夫家供养。家庭中的全部财产均按男性一系继承，只有在儿子们都已死亡的情况下，世袭的和因功所得的领地才能由女儿或她的男性后代继承。
嫁妆是缓和或改善妇女在地产和家庭关系中无权状况的唯一手段。为丈夫带来土地和农奴的妻子比没有这种嫁妆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高得多。法律规定家长无权出卖和动用妻子的嫁妆，妻子拥有支配嫁妆的权力，但在实际上，妇女是很难行使这种权力的，因为丈夫在家中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时常有丈夫以殴打和折磨迫使妻子出卖或典押嫁妆领地的事情发生。17 世纪后期，为了调整作为封建婚姻基础之一的嫁妆制度，曾颁布专门法律，规定妻子死后如没有孩子，嫁妆就要归还娘家。妻子的家族密切地注视着陪嫁出去的地产的命运，并以自己家族的力量作为嫁出去的女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