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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50 年代，自由主义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维林发现：“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的历史的相反过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交叉或一致之处，但主要是表面的相似。如果出发点不同，那么尽管我们和欧洲的发展看上去都一样，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发现这种隐藏于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壳之下的区别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们的相似那样。没有这种发现就没有结论，就得不到完整的图像。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种区别使得把中世纪的欧洲与和它同时代的俄国作比较成为不可能，就像没法把一个孩子与一个青年相提并论一样。”卡维林的侧重点与齐切林不同，但也是为了论证俄国学习西方、靠拢西方的必要性。
俄国自由主义主张，俄国的国家制度应该像西方一样，用体现政治自由原则的形式来代替专制制度。齐切林认为，在体现政治自由的两种形式——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中，俄国只能选择前者，即应该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立宪君主制之所以适合于俄国，一方面是因为君主政权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是国家统一的最高象征，是民族的旗帜；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君主专制逐渐转向立宪君主制创造了前提。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和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的情况下，俄国走上立宪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转变和过渡的最初步骤，应该是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自由主义断然拒绝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在1853 年，齐切林就写信给赫尔岑，指责他进行革命宣传：“您幻想推翻现存制度，幻想破坏历史形成的机体，幻想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鼓动起来的、有激烈的暴力改造世界的下层阶级的国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法律，如果它经常在过程中得到反映，那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普遍的规则……在国家问题上，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法的统治是全体居民的要求之一，因此要把国家机构的合法发展视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秩序的权力只能属于唯一合法的政权。”这一番话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策略的理论依据。自由主义选择沙皇政权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手段，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主义持妥协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说：“按照齐切林的意见，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地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我们应该在我们正热忱进行的斗争中保持温和态度。”确实，俄国自由主义担心，任何冒失的步骤会葬送俄国尽快实现改造的可能性，就像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出现的情况那样。但自由主义终究是沙皇政权的反对派，是主张变革和发展的。齐切林不断警告政府：拖延改革将引起革命；如果政府沿着旧轨道继续走下去，革命就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于农奴制危机加剧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但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那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而从一开始就与封建农奴制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俄国资产阶级也还远未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下，俄国资产阶级的“大脑”要比“躯体”早熟，而“躯体”的先天不足又必然对“大脑”产生影响：自由主义如果不同专制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无法存在。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同它的劲敌——反映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差不多同时形成和发展的，这使得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处在专制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50 年代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专制主义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格局。
四、踏上新路的文学
从贵族浪漫主义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
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大体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当陈旧的表现形式不能容纳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内容时，新的流派和风格就应运而生了。
18世纪后期曾是俄国文学中古典主义的繁荣时期，但感伤主义、早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新流派的萌芽也已出现。这种倾向在19 世纪初期变得明显了。费·阿·奥泽罗夫（1769—1816）也许是最后一位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创作的古典悲剧《雅典的俄狄浦斯》（1804）、《芬卡尔》（1805）、《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807）在当时享有盛誉。在反拿破仑战争的年代，他那些描写俄国历史上的英雄的功绩和悲剧的作品鼓舞丁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但奥泽罗夫的作品已不是纯粹古典主义的了，其中也已明显地存在着感伤主义的色彩。感伤主义是18 世纪下半期到19 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接近于前浪漫主义，有时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继卡拉姆津奠定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基础之后，杰出的诗人弗·阿·茹科夫斯基（1783—1852）成为感伤主义的又一代表。1802年，茹科夫斯基在卡拉姆津办的《欧洲通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感伤主义诗作《乡村墓地》。后来，他更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了《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等著名的叙事诗。茹科夫斯基的诗作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自然景色和民间神话传说，着重描写内心世界和梦幻境界，充满感伤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幻想。在形成俄国诗风和诗歌语言方面，他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卡拉姆津的小说、茹科夫斯基的诗、剧院中催人泪下的戏剧体现了19 世纪初的文学主流。感伤主义一反宫廷文学故弄风雅和矫揉造作之风，使俄国文学前进了一步。俄国感伤派的又一大贡献是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当时文学中流行的文体多用教会斯拉夫语，虽被认为是高等风格，但复杂而又繁琐。卡拉姆津力图使俄国文学语言欧化，创造一种“在书本里和社会上都适用的统一的文学语言，以便能像说话那样写作，像写作那样说话”。他很欣赏法语的流畅，把法语的因素引进了俄语。他还根据俄文词根创造了许多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如“社会性”、“工业”、“前途”等。
感伤派所进行的文学语言改革引起了文学界一些推崇古风和传统的作家的反对。1811年，出现了一个以杰尔查文和希什科夫为首的文学团体——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这个团体批评文学中的新方向，认为俄语受到了外国词汇的侵蚀，主张捍卫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恢复其原有的光辉。1815 年，卡拉姆津派和一些进步作家组织了“阿尔札马斯社”，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对立。参加这个文学组织的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屠格涅夫兄弟和普希金等人，他们主张发展俄罗斯文学语言，使之接近口语化。如果说在19 世纪20 年代之前，感伤派代表了贵族浪漫主义的兴起，那么在2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的浪漫主义也已形成，其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
十二月党人认为，文学应该起教育人民、激发其高尚感情的作用，主张选择俄罗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