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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艺术，珍视爱情，对工作和前途充满信心。《怎么办》尽管在艺术上略逊一筹，但这是一部由伟大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写的反映新一代革命民主主义青年的作品，因而其中的主人公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青年的榜样和化身。
60 年代中期，虚无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有许多青年决心把知识和文化送给群众，他们到工业城市去做工，在工人中间组织合作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这就是后来“到民间去”运动的发端。另一方面，是个人恐怖主义的出现。1863 年在莫斯科形成了一个以伊舒金、加拉科佐夫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小组。小组成员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如果继续存在下去，连已经实现的有限改革也难保住；而刺杀沙皇将有助于推动人民的斗争，使俄国能按照村社社会主义的原则得到改造。1866 年4月4日，加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被判绞刑。伊舒金和加拉科佐夫小组的思想是70 年代民粹派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先声。
60 年代末，赫尔岑一再强调，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虚无主义之父，他们留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正是“虚无主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倡科学和怀疑，主张以探索代替信仰，否定现存制度和自由主义道路，希望以革命开辟俄国农民社会主义之路，这些都是虚无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事实上，虚无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其背景是进步青年对农奴制度改革的失望，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失望，对俄国社会的失望。1870年2月12 日，马克思在读了弗列罗夫斯基所著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恩格斯说：“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虚无主义运动中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民粹主义。
1868—1869年间，在流放中的彼·拉·拉甫罗夫以笔名陆续在法国《星期周报》上发表《历史信札》，1870 年9 月经修订后以单行本出版。拉甫罗夫认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偿还欠债。他指出，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寻求真理，争取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他的这些主张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他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870年拉甫罗夫流亡国外后，继续从思想上影响着革命青年的运动。他在苏黎世创办了名为《前进》的刊物，宣传关于人民受到政治和社会教育后必然会采取革命行动的观点。在《前进，我们的纲领》这篇文章中，拉甫罗夫指出，俄国革命运动提出的社会目标是为了劳动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垄断作斗争；它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原则。他认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财产吸收到村社的财产中去，让农民受教育，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实现，”至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途径，他强调，俄国的社会改造应该通过人民来完成，革命者应该抛弃那种认为可以把少数文化较高的人所想出来的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把一种新的制度恩赐给人民的想法，应该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他们的真正需要，使他们自觉地提出目标并自觉地努力达到这些目标。
拉甫罗夫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时民粹派青年中的基本倾向，即以在群众中展开宣传，为未来的革命作思想和舆论准备作为自己的任务。
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拉甫罗夫研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蒲鲁东等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形成了一种他自称为人类学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体系，其核心是人的个性。他认为，人的个性是历史发展动向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历史道路取决于客观力量，但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道路的解释确定自己的目标、选择自己的方式，从而把客观上难以避免的行为变成受个人意志控制的行为。他把人类进步视为具有批判思维的人物活动的结果，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种批判性智慧的指引下发展的。知识分子应该献身于社会，以偿付其对人类所欠的债务。
70年代初，沙皇政权对激进运动的镇压变本加厉，于是，数以百计的俄国青年逃往国外，主要是到瑞士的苏黎世。苏黎世成为继日内瓦之后又一个俄国侨民聚居的城市。这时正在苏黎世的米·亚·巴枯宁成为这些青年崇拜的偶像。还在1868年，巴枯宁和尼·伊·茹科夫斯基就联名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这篇文章表达的基本上是巴枯宁的思想，中心是主张实现人民彻底的精神解放、社会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文章认为，没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不可能彻底和巩固的；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不灭等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专制制度的必然支柱，它使人民丧失为争取天赋权利而必需的精力。同样，没有社会经济解放，任何自由只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因为“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着对人民政治状况的真实说明”，而经济解放的基础，就是让土地归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归工人联合会所有。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彻底摧毁国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未来的政治组织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人联合会的自由联盟、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巴枯宁的这些主张很合俄国激进青年的口味，马上被他们接受并成为其主要纲领之一。
1869 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1873 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苏黎世出版。这本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立即传入俄国，被民粹派青年视为福音书，尤其是书中的《补充（一）》，更是被他们奉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巴枯宁在《补充（一）》中深入阐述了俄国人民的理想、与之相联系的阴暗面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须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只要革命者到民间去，联合优秀农民，沟通各个村社，就能使农民的零星行动汇合成全俄性的大规模运动。他与拉甫罗夫在策略上的最大不同是，他认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展开宣传活动、启发群众觉悟，而是要立即举行暴动。此时，民粹派青年中的激进倾向加强，拉甫罗夫较为温和的观点已不能满足他们，巴枯宁派开始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急于干一番事业的俄国青年为巴枯宁的思想和言辞所吸引和激励，1873—1874年，一个声势颇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在俄罗斯出现。民粹派青年们放弃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穿农民的服装，操农民的语言，过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进而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试图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民粹派分子对贫苦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真心想帮助他们获得解放，但他们的空想不为农民所理解，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农民既不信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城里人。民粹派分子“在实践中不得不深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更具悲剧性的是，许多民粹派分子就是被他们所寄予希望的农民告发而被捕的。
1875年，彼·尼·特卡乔夫在日内瓦出版《警钟》杂志，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新流派。特卡乔夫派的观点与巴枯宁派比较接近，认为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并主张立即实现这一革命。特卡乔夫断言，沙皇专制制度犹如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缩小革命胜利的希望以至永远不能实现革命，为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革命者应该组织起密谋小集团，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自上而下地采取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主张发动农民革命的巴枯宁不同的是，特卡乔夫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革命只能靠少数组织成政党的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方式来进行。特卡乔夫把俄国农民视为“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思想与俄国农民的整个世界观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比欧洲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70年代末，俄国再次出现革命形势。民粹主义运动在活动方式上产生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这两个独立的组织，前者继续主张在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革命，后者则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密谋和暗杀作为基本手段。越来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动所吸引，并最终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