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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到民间去”运动。当时回到俄国的屠格涅夫目睹这些纯真青年的理想主义行动，很快就构思并完成了一部反映这个革命的俄罗斯的新小说，这就是1877 年出版的《处女地》。这部小说是“到民间去”运动的真实写照。在自由主义的官僚西皮亚金家当家庭教师的大学生涅日达诺夫与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一起被卷入了那股时代的潮流，但他们无法跨越那条由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在他们和农民之间造成的鸿沟。小说的结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绝对真实的：农民们让政府抓走了那些想为他们的解放出力的知识青年，涅日达诺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依托：工厂经理索罗明。这是一个改革后出现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认为“到民间去”运动根本不会成功，也不相信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在他看来，俄国农民对知识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们觉醒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能通过涅日达诺夫这样的人所采取的办法来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对他们的运动持观望态度。
索罗明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达诺夫只能以悲剧告终。这种描写实际上也是屠格涅夫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为他本人也多少是属于幻想型的理想主义者。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类型的人物，他总是像对待病友一样给予温柔的、诗意的爱，但这种爱没有妨碍他对他们的精神和行为作外科医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这视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当时风靡欧洲，他那以“诗意的现实主义”而闻名的风格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笔下，不仅自然景色诗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也都充满着诗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说，他只对人类面目的真实性感兴趣，而对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漠不关心，对一切绝对化的东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条是“艺术就是人加自然”，“应该把现实提到诗的高度”。现实主义和诗意的结合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特点。他的作品文字洗炼，但却充实而富有魅力。这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以自己的杰作使人们如此直接和亲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纪40—70 年代的俄罗斯生活，以至于最真实的历史著作恐怕也无法取得同样的效果。他的同时代人克鲁泡特金评论说：“在19世纪的小说家中，在艺术方面达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国人听来简直是音乐——而且和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与《处女地》，都能描写出1848年后急速而连续地进化的俄国知识阶级中主要的‘划时代的’人物之典型。这些人物的描写都充满着哲学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理解，而且还有一种在任何别的文学里找不出同类来的艺术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欧，同西欧文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用法国18 世纪喜剧作家马利沃的风格编写过一些剧本让剧团演出。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罗亭》的主角罗亭身上，可以发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征。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与法国文化界名流乔治·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圣—桑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交谈。他把杰出的女作家乔治·桑视为自己的师长，并通过她的关系与福楼拜结识。福楼拜经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给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听，征求他的意见，并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评论所折服。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平庸的厌恶使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结为知己。从1872 年起，福楼拜每月都要组织一次聚餐会，邀请屠格涅夫和法国文学界的精华出席，而屠格涅夫总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谈和渊博的知识迷住他的法国朋友。
就思想倾向而言，屠格涅夫是一个西方派分子，但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人的气质。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相反，对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世界主义倾向十分鄙薄。在《罗亭》中，他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明了他对这种时尚的看法：“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却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要以为可以，那他是可悲的。谁要真的不要俄国，那他是双倍可悲的！世界主义只是胡说，世界主义者等于零——不，比零更坏。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1883年9月3 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法国的文学界朋友护送灵柩到车站。在彼得堡，成千上万的人迎送灵柩去墓地，葬礼的盛况是自普希金去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民意党人发表声明悼念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豪。俄国所有监狱中的政治犯向这位“不朽的伟人”敬献了一个花圈。对于这一切，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
小说：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主题
19 世纪80 年代，继屠格涅夫之后，又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征服了欧美。他那些关于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里雅那贵族庄园，16岁进入喀山大学，3 年后中断学业，经营庄园。1851 年去高加索从军，第二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从此步入文坛。
1864 年，托尔斯泰出版了4 卷本的选集，此时，他已发表了近20 篇中、短篇小说和特写，其中包括研究“心灵的辩证法”、探索人的内在实质、追求道德完善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为特色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 篇，反映农奴制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理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托尔斯泰把这些作品称为“试笔”，但它们已经使他置身于俄罗斯第一流作家之列，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风格和魅力：对生活的独特的洞察力，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贴切的心理描写。
到那时为止，对托尔斯泰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有：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宴话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喜剧《多才多貌》，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1857 年和1860—1861 年，托尔斯泰曾两度游历欧洲。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正规和业余教育，并聘请一位德国青年数学家凯勒同他一起回故乡庄园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德累斯顿拜访了作家奥尔巴克，后者的作品和思想给他以深刻印象：“奥尔巴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给了我一线光明……他讲到基督教，正如讲到人类的精神一样，没有更高的东西了。”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这次会见虽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他80 一9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痕迹。
60年代之初，正是俄罗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但托尔斯泰在行动上是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的。他当过一年的调停人，力图在地主和农民中进行公平的仲裁，但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雅斯纳雅·波里雅那和附近地方的农民孩子身上了。他不同情以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为代表的运动，至于原因，他在1892 年写的散文《第一步》中谈到了：“我认识奥加略夫和赫尔岑本人以及另外一些同一类型、受过同样教育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言行不一非常显著。忠诚和热心向善，同时对私人的欲念不加检点。他们认为放荡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毁坏善行或伟大的品行。他们把没有揉好的面粉放在冰冷的炉子里，认为会烤出面包来。于是时日流逝，他们开始注意到面包是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弄不出结果来——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悲惨的东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曾因为《现代人》撰稿而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友谊。当然，在内心，托尔斯泰是赞成改革的，他也完全同意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解放农民，只是他认为俄罗斯最需要的而又最被忽略的是农村儿童的教育。从1863年起，托尔斯泰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在1866—1869年间陆续完成、出版。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