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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了一幅19 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画。小说最基本的主题仍是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主角，年轻的贵族安德烈·鲍尔康斯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曾经想用死来解脱，但对娜塔莎的爱情使他振作；当爱情受到挫折、上流社会的生活使他窒息时，1812年的战争使他回到了生活中。同俄国士兵的接触使他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深信不仅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安德烈的精神发展之路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冷静观察和细致剖析，使书中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美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对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这样平常无奇的人物表达了使人无法抗拒的同情；在描写娜塔莎和彼尔的迷失时也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的善良、热情和“金子般的心灵”；至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更是他心目中俄罗斯人民善良和完美品格的化身。与此相反，在海伦、阿纳托里、多罗霍夫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卑鄙和可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厌恶。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疵点的话，那么如同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点的叙述。某些章节的议论过于冗长，影响了全书艺术上的协调。
70 年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不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贵族生活的急剧转变和青年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从1873 年到1877年，他用了近5 年时间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以安娜和渥伦斯基、列文和吉蒂这两对情人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改革后的城市和资产阶级文化、保留着宗法制度的庄园生活、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运动等各种事物和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那些使作者激动和思考的当代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一如以往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安娜和渥伦斯基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他们没有勇气同那个上流社会决裂，最终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文和吉蒂探索着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列文，在同农民的接近和理解中，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真理”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内心的宁静。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精神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874—1878年之间，托尔斯泰苦苦地探索着人生目的。俄国生活的现实使他的内心不能平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人们道德堕落的灾难，但又对旧的贵族生活充满厌恶。他尊崇那些义无反顾的民粹派分子的真诚信仰，但不同意他们被迫使用的暴力手段。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刻。生活停顿下来，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句表现出来：这到底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脚底再没有什么了。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再存在，我没有了可以让我活下去的理由。”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已经淡漠，所以看这个生活毫无兴味。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宗教。他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做祷告，经常接近那些还保留着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农民。他发现，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信仰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一生，但对生活却很满足。“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民。我越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越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越安闲舒适。……我们的圈子里，有钱的、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使我厌恶了，对我不再有意义了，而整个劳动人民，整个创造生活的人类，对我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色。我明白了，这就是人生自身，这种人生给予的意义是真的，我接受了它。”“我观察了我自己，观察我内心发生过什么变动，于是我想起了，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存在时，我是活着的。……我只要意识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忘记了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了……于是我的内心，我的周围，光明远胜于以前的辉耀。这光明从此没有再离开我。”
托尔斯泰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忏悔录》这部充满感情的自传体著作就是他在50 岁时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满足，而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小册子和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宗教、社会和道德观点。托尔斯泰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对人的一切强制约束；人生的目的是向善和行善，奉行至高无上的爱的法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现实世界距离基督教诲中的神圣真理还很远，但用暴力来反对它、改变它的企图是令人憎恶的。不要以暴力对抗恶，爱和温暖既要给予善，也要给予恶；俄罗斯东正教的虚伪教条是对人类道德进步和正确理解基督教诲的可怕障碍，是一个必须揭露的骗局；除了服从理智和良心，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人只应对上帝效忠而不可服从地上的统治者，否则就会由于执行他们的命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
托尔斯泰确信道德标准高于一切其他的标准，宗教的思想高于任何社会政治的思想。他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他试图用道德的呼吁来唤醒和改造一个冷漠的社会，设想“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能够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这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不看到世上的无数苦难、不幸和不公正，他也不能容忍任何与他的理想不同的东西，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谴责和揭露。从1889年开始，他耗时10年，在71 岁时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19世纪末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猛烈抨击了俄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教会的罪恶和虚伪。但托尔斯泰的解决办法仍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聂赫留多夫在认出法庭上的马斯洛娃就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良心在他身上复苏了，他的精神和道德经历了一个再生的过程，他得到了人生的真谛：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对别人的爱，在于宽恕一切和顺从上帝的意志。遭遇不幸的马斯洛娃失去了对生活和上帝的信念，但她心灵深处保留的那种“重要和善良的”东西最终苏醒过来，从而实现了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特别明显，他批判物质世界的种种罪恶，但提供的是纯粹精神的解决方案：“上帝的王国就在我们心中。”
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反动时期，托尔斯泰不倦地写作，对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在全社会缄默的日子里，他发出了孤独而有力的声音，激烈地抗议社会的不公正，抗议战争、刑罚、监狱和赋税，否定东正教会的精神权威和沙皇制度的神圣权力。他的许多文章或著作被禁止发表，他本人在1901年被东正教会开除了教籍。但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声誉，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他以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所经历的一个时代。
小说：社会问题、心理描写和哲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继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之后成名的19 世纪下半期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这位生活经历坎坷、身材矮小瘦弱的作家是俄国社会小说的创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就对语文、历史和艺术课程极感兴趣。19世纪俄国优秀作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由法国教师讲授的法语课使他迷上了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等著名作家。1845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小说描写了彼得堡穷人的爱情悲剧，同时又生动地再现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环境，被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1846年，他又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引起争论的《双重人格》，这部中篇小说分析了一个小官吏戈里亚德金由于受不了专制制度的告密和恐吓政策而精神失常的过程。
1849年，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然后又在那里服兵役6年，直至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丁重大转变，他开始认为自己原来所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反人民的、世界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俄国国情的。他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以俄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为基础，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一根基将使俄罗斯文化具有全人类的性质。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刊物《当代》上连载了一部随笔式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的题材、风格乃至故事线索都与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有着相似之处。当时，批评界对这部社会小说的评价不高，因为40 年代流行的随笔式长篇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表现形式了。1861—1862 年连载的《死屋手记》则获得广泛好评，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的地位。在这部关于农奴制俄国监狱生活的作品中，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灾难所作的高超的现实主义描写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赫尔岑评论说，这是“一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