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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访问的西欧贵族就对大公拥有的无限权力感到惊异，认为他的权力超过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因为他可以任意处置所有人的生命财产，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任何人不能违抗；他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以最为露骨、最为野蛮的方式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利益。在莫斯科国家，受奴役的不只是农民，也包括贵族——他们也不过是沙皇财产的保管人而已，连他们自己的人身也属于沙皇。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立陶宛的贵族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波兰的贵族也不仅使自己的封地成为世袭的，还取得了对于国王的很大独立性。
沙皇政权需要绝对的服从。残存的自由的城市公社制度最终被消灭，诺夫哥罗德召集人民开会的韦彻钟被搬到莫斯科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作为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这种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是罗斯长期处在外敌的奴役和威胁之下。为了生存，它不仅要同东方的游牧民族斗争，还要同西方的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斗争，而这种斗争又要求有一个中央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即每个臣民的首要义务就是绝对地顺从于沙皇、服务于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于是，领主和贵族不可能像在西欧那样成为制约君权的力量，而只能成为大公和沙皇的奴仆；人民群众更是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并且必须随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制度形成之后，便成为整个文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教会与宗教生活
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
从雅罗斯拉夫创建罗斯教会以来，高级教职的任命乃至总主教的产生都得顺从大公的意愿。13 世纪后期，当罗斯政治中心从西南向东北转移时，教会就追随这一变动，把总主教驻节地从基辅迁到了弗拉基米尔。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总主教驻节地又转到莫斯科。在国家逐渐统一的过程中，各公国失去了对莫斯科大公的独立性，而各教区的主教也就失去了对于总主教的独立性，因此，以总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竭力支持大公政权及其集权化措施。
在拜占庭帝国没落之际，原来笼罩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中心的灵光，移到了莫斯科的上空。罗斯教会的思想家们适时地制造出了新的理论，来迎合莫斯科大公的需要。16 世纪初，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修道士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宣称：莫斯科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罗马由于被基督教分离派控制而灭亡，拜占庭由于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签订合并条约而毁灭。现在，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莫斯科的君主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在伊凡四世加冕的时候，他被总主教称为上帝挑选的在地上替天行道的神圣沙皇。他还被抬到了“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的地位。教会也曾力图保持自己对于君主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但这种努力终究敌不过蒸蒸日上的专制主义。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曾想方设法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伊凡四世则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来争取这一目标。为了取消教会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他在讨伐诺夫哥罗德时洗劫和摧毁了那里的修道院；他公开谴责僧侣们所犯的从酗酒到兽奸的种种罪过，为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制造舆论；他以各种借口迫害和处决教会上层人士，甚至把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列奥尼德贴身缝上熊皮让猎犬围捕撕咬；他还把被处决的高级僧侣的脑袋扔在总主教宫廷门前，以示惩儆。到16 世纪80 年代，教会对世俗政权差不多完全驯服了。1589年，在没有任何宗教人士参与的情况下，沙皇费多尔和他的妻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决定设置自主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并指定了牧首的人选。罗斯教会同世俗政权一样，也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和庞大的机构。16 世纪末以前，教阶最高、最富有的神职人员是总主教。据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的税册，总主教占有10 万俄亩土地和4000户农奴，每年现金收入达数十万卢布。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宫廷，其职能之多并不亚于大公的宫廷，在里面供职的不但有大批僧侣，还有成千的世俗官吏。大主教、主教是依次低一等的教职，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其中税吏、执事、司书、裁判官、执行官等职务也多由世俗官吏充任。教会地产上的居民要向主教缴纳赋税、贡品，基层教区也对主教负有纳税义务。在官方文书中，最下层的神职人员被称为“纳税神父”，他们的地位与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很相似。主教们除了按时征收赋税外，还经常在辖区内巡行，享受当地僧侣准备的丰盛宴席，带走贡献给他们的物品。修道院是罗斯教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最初出现也是在雅罗斯拉夫时期。起先，修道院几乎完全是御用宗教机构，最早的圣格奥尔基男修道院和圣伊丽娜女修道院就建在大公宫廷的附近。随着基督教的兴盛，修道院不仅成为宗教文化的中心，而且成为庞大的经济组织，拥有大量的地产并直接进行商业活动。修道士的成分也不再只是那些一心皈依宗教、想过禁欲生活的人，而包括了不少因受家庭或政权惩罚而被迫剃度出家的贵族男女。有许多富豪带着大量钱财来到修道院，继续过着和原来一样的生活。平民和穷人因为进入修道院时没有投资或带来的财物很少，就得靠服劳役为生。有许多修道院还设有囚室和地牢，专门用来监禁那些被大公和主教们控为罪犯的要人。
罗斯的修道院也远非是什么“淡泊宁静”的去处。虽然确有遁入空门的禁欲主义者过着清贫克己的苦修生活，但放荡腐化的不乏其人。特别是随着修道院财富的聚敛，原有的清规戒律形同虚设，许多修道士道德堕落，纵情声色，玩忽职守。在1551 年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伊凡四世曾严厉抨击修道士的种种丑行，会议决定恢复大司祭制度，以便加强对僧侣们的行为举止的监督。异端运动是这个时期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俄国有记载的宗教异端运动最早发生在14世纪的特维尔。特维尔的主教费多尔曾同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瓦西里进行过关于天堂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的争论。费多尔认为天堂不但在天上。而且是幻想的。他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异端。稍后担任特维尔主教的叶夫菲米的异端思想更为激烈，他在1390年的莫斯科宗教会议上以“不承认上帝和圣徒的教会”的罪名被革去教职。
大概也是在“世纪末，罗斯托夫出现了一个叫马季安的异端思想家，其观点以否认基督的两重性和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为特征。他还把圣像叫做偶像，呼吁人们不要对它膜拜。马季安的这些思想曾使罗斯托夫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广泛社会阶层“对信仰发生动摇”。
14 世纪中期到15 世纪初期，一个名叫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异端运动从普斯科夫蔓延到了诺夫哥罗德。这个运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教会，认为教会是靠贿赂生存的，圣礼和其他宗教仪式是神父贪赃枉法的手段。这个教派举行一种“向土地忏悔”的仪式，以此同在教堂中向神父忏悔的仪式对立。编年史记载，14 世纪40年代诺夫哥罗德发生了两次大火，一些“不怕上帝、不怕上帝审判、不怕地狱报应、不盼死后复生”的人们趁着火势闯进各个教堂，抢走贵重物品和财宝，烧掉圣像和经书。这种具有反教会性质的骚乱很可能就是斯特里戈尔尼克派所为。
15 世纪20 年代末，斯特里戈尔尼克派被镇压，但异端思想依然存在。15世纪下半期，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运动继承了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传统，并从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发展到莫斯科。它很快被蔑称为“犹太教徒”异端。据说，1471年时，有一个名叫斯哈里亚的犹太人随同立陶宛工公米哈依尔‘奥列尔科维奇来到诺夫哥罗德，此人使诺夫哥罗德的两个神父接受了他的信仰，经他们传播，掀起了这场异端运动。在1490 年的宗教会议上，“犹太教徒”异端受到谴责和诅咒，其传播者受到监禁、流放或被罚长期祈祷、斋戒。1504年的宗教会议进一步作出了无情地根绝异端的决定，许多“犹太教徒”首领被关在笼中遭受火刑，有的还被按宗教裁判所的规定拔掉舌头后烧死。一般的“犹太教徒”纷纷被革除教籍，受到种种迫害，不少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伊凡三世时，教会内部出现了禁欲派与约瑟夫派的斗争。一个名叫尼尔·索尔斯基的僧侣在伏尔加河东岸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在那里过禁欲生活，并且很快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点向官方的正教教义挑战，对修道院占有土地和经营“浮华的”工商业持否定态度。他们很快被称为禁欲派或伏尔加河东岸长老派。以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为首的正统派教会人士则竭力反对禁欲派，他们说，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属于上帝，任何企图侵夺这些财产的人都是反上帝的。这一派因其首脑之名而被称为约瑟夫派。伊凡三世起先曾试图利用禁欲派来削弱官方教会的势力，实现其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的计划。但当约瑟夫派为保证教会享受尘世的荣华富贵而宁愿放弃教权与皇权并重的理论，承认绝对的专制制度时，伊凡三世就与他们结成了联盟。禁欲派在1503年的宗教会议上受到强烈谴责，其领袖被幽禁于修道院。
在专制主义日趋加强的年代，表现出自由思想的异教运动频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