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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诸岛的作战中，当美军投入装甲部队上岸支援两栖攻击时，M1式火炮的弱点才被暴露得一清二楚。当时迫切需要生产一种比M1式口径更大的火炮。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这种大口径火炮确实出现了，而且这是日本在当时生产的所有火炮中，性能最为出色的一种火炮。这种火炮就是M90式75mm火炮。它能在1000 yd（914m）的距离上穿透“舍曼”坦克的前装甲。有几门配置在岛屿上的这种火炮，在它们被对方摧毁之前，确实工作得非常出色。就一般而论，这种火炮和M1式火炮类似，但由于它装有一种与M1式不同而且颇为复杂的缓冲装置，因此，它距离地面的高度相应地要高。这种火炮的性能非常好，以致曾经打算把它装在坦克上，只是由于坦克炮塔容纳不下，这个计划才被迫放弃了。最后，又用它建造了一种自行火炮，可惜已经为时过迟，到日本投降之日（1945年9月8日），才有少数几门发到部队手里。这种在各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火炮却有一个奇异的特征，这就是，在它的炮手班中有两名乘员是面朝后坐在防盾前面的座位上行军的。这种办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已在西方国家中废弃，但在日本的M90式火炮上，它又得到了复活。
日本人尽管采用了多种办法，但在他们的武库中并没有别的专用反坦克武器。一旦战斗需要，所有的高炮都将被迫用于和坦克作战。起码有一次，在一个飞机场上，曾将20mm高炮从对空作战任务中抽调出来，安装在一辆简陋的木制手推车上，用于和进攻的坦克作战。至于位于散兵坑内的日本步兵，则很少有什么有效的反坦克手段。1940年曾经为步兵生产了一种磁性地雷，它可以紧紧地吸在坦克的任一部位上。这种手段促使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这就是，向坦克投掷地雷将是消灭坦克的一种好方法——但作者本人并不这样认为——然而，不管怎样，磁性地雷还是值得称道的。后来，大约是1943年，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手掷式装置。其中有一种就是一个装在木质基座上的空心装药，外面用丝带包裹着。为了产生空心装药效应，在炸药内制造了一个锥形孔，并且安装了一个简易的着发引信。这种炸药的有效作用范围据称是10 yd（9。14m），或者还要少一些。它不仅能将坦克彻底炸毁，而且也可以确保投掷手和坦克一起同归于尽。同时，日本还仿制了德国的“尿盆”（Scheissbecher）枪榴弹，但它除了可以对付轻型装甲车辆之外，实际上对坦克并未什么作用。
日本人并没有过份相信传统的反坦克手段，他们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到建立“坦克猎击”小组上。这些小组平时单独进行专门训练，战时才配属给步兵排。坦克猎击手能巧妙地渗入到盟军防线内，特别是渗入到坦克夜间停车场内。他们也伏击运动速度比较低或与步兵相脱离的敌方坦克，伏击点大多选在浅滩或十字路口附近。依照规定，他们应当首先破坏敌方的指挥坦克，如果能够发现它们的话。猎击行动事先都经过周密的协同训练，例如，一号士兵应当把一颗地雷扔到坦克履带下面，而二号士兵应当通过将燃烧手榴弹扔在发动机盖板上的办法来转移坦克乘员对一号士兵的注意力。还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地雷推到坦克下面，具体办法是，由一名士兵躺在和道路平行的长条形堑壕内，待坦克靠近时，利用一根长杆将地雷推送出去。
在冲绳岛，起码有一个日军步兵连是仅仅被用炸药包武装起来的。步兵搭乘坦克前进，当接近盟军反坦克炮时，步兵即跳下车使用手榴弹实施攻击，或者在坦克火力掩护下清除雷场，或者前出攻击进入他们防区之内的盟军坦克。而将头部伸出炮塔外面的盟军坦克车长，随时都有被专门分派担任此项任务的阻击兵射杀的危险。
还有一种更为原始的装置，就是刺雷（Lunge mine）。其实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在一根6 in（1。83m）长的长杆末端放置着的大型空心装药地雷，长杆插在位于地雷顶端的一个套筒内，长杆顶端安有一颗向外伸出的长钉。地雷内部安有一个雷管，雷管的放置要求是，如果长杆沿着套筒向内的位移超过2 in（50。8mm），长钉即能将雷管引爆。在雷管与长钉之间装有一个保险销，在保险销拔出之前，地雷一直处于保险状态。在空心装药的底部安有3只外伸的支腿，其作用是用以获得最理想的炸高。这种刺雷的使用方法虽然简单，但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当坦克前进到离操作手几码远时，操作手应当首先拔下保险销，然后站起身来冲向坦克，并象拼刺刀那样，将刺雷刺向坦克。结果，炸药在将“舍曼”坦克彻底炸毁的同时，操作手自己也将被炸得粉身碎骨。后来“舍曼”坦克很快就学会了对付这种刺雷的办法，即没有步兵伴随，它们就决不越出雷池一步。
日本人的另一种特产，是现场指挥起爆雷。当英国的第14军于1944年进入缅甸平原并开始把日军驱回到仰光时，他们才发现了这种新奇的反坦克武器。他们发现，在许多公路或土路的中间挖有很多小坑，坑口都经过精心而巧妙地伪装，每个小坑内弹头朝上放置着一发大型炮弹，有些坑道内放的则是航空炸弹。在每发的弹头上安有一只雷管，旁边坐着一名一手环炮弹丸、一手紧握手锤的日军士兵，待坦克行进至隐蔽坑上方时，士兵用手锤锤击雷管，引爆弹丸，从而将坦克底部装甲击穿。根据记载，还有些日本士兵是将几枚地雷捆在背上，然后爬到坦克下面或者迅速扑倒在运动的坦克下面，当地雷正好对准坦克底部中央时，迅速拉响导火索。还有一次，一名日军军官竟然独自一人握着指挥刀向坦克冲去，在刺伤多名坦克乘员以后，他自己最后也死于非命。
对日本人来说，反坦克战斗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或者说是代价高昂的战斗。与苏军不同，日本人并没有充裕的装备，而他们所拥有的少量装备又已大部无效。日军步兵被迫采用的一些奋不顾身的自杀性手段，仅仅能够用来对付在太平洋战区的为数不多的坦克，如果盟军能象在欧洲战区那样大规模的使用坦克，那么，日军就根本不可能会阻住它们。
苏军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面临的是一种规模宏大、战术熟练的坦克进攻。面对着这种形势，苏军的回答并不是乞求于诡计，或致力于作战手段的多样化，而是集中全力大量生产结构简单、威力巨大的反坦克火炮。二次大战结果证明，苏联的火炮取得了胜利，而德军的坦克被战胜了。
第六章 战后的发展
他们将锻剑为犁，锻矛为镰。
—— 旧约以赛亚书
1945年以后，很少有锤锻犁头和加工镰刀的迹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竭尽其能地保持着一支尽可能强大的军队。虽然在装备方面少有进展，但起码1945年时的装备依然保留在战斗部队中服役。这种状况一直到朝鲜战争以前很少有所改变。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人们在认识上发生了突变。首先，朝鲜战争突出地表明：武器装备的发展研究工作，必须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下去；其次，朝鲜战争大量暴露了二次大战时老式装备的严重缺陷。这一点，在任何武器中，都不如反坦克武器表现得那样突出。幸好美国已有一种3。5in（88。9mm）火箭筒，并且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立即投入生产，而用不着再中途校核设计。1954年以后，“北约”各国在近距离武器发展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乐观情绪，而这种乐观情绪跟第一种反坦克导弹发展计划所取得的进展有直接关系。
美国的3。5in火箭筒已经成了“北约”各国陆军的主要近程反坦克武器，它的声誉，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基于人们对战时的“巴祖卡”效能的印象，而不是3。5in火箭筒本身的战绩。实际上，3。5in火箭筒以及其它许多反坦克火箭筒，过去以至现在仍然被人们称之渭“巴祖卡”，但这只是一种通俗的称呼，并没有被军事术语学正式采纳。目前，数以千计的反坦克火箭筒，仍然继续在世界各国陆军中服役，自然，弹药的供应肯定会有些困难。在任何火箭系统中，发射筒都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部分，而它的弹药，换言之，也就是火箭弹，才是决定系统成败的关键因素。
火箭发射筒的作用，仅只是在火箭弹起动初期，赋予其一定的运动方向，它既不承受发射应力，也不产生应变，而且也用不着导引弹丸旋转。它可以用任何材料制作，只要求它在火箭弹通过时，不要燃烧起火，并且当火箭弹在筒内运动时，具有支撑火箭弹的强度即可。这种材料几乎可以是压制的纸板，然而，实际上，这些材料要比纸板强韧得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部队生活——即士兵的行动，有其独有的特点。一个用硬纸板造的火箭筒，在战斗中，也许保持不到2 min，就会被彻底压碎。为了使其能够适应战场上的恶劣使用条件，火箭筒通常都用具有一定规格和足够强度的金属材料制作，其结果自然会导致战斗重量的增大。火箭筒的前后两端要比中间容易损坏，基于这个原因，在原型“巴祖卡”的改进型上，前端炮口部装上了一个喇叭口，而在尾部则用金属丝缠绕了一层加固的座环。这些加固措施减少了火箭筒变形的危险性，因而曾被后来的许多设计所仿效。
由于发射火箭弹时，射手必需把火箭筒放在肩上，并且面部刚好与火箭筒并列，因此，射手射击时，一直处于高度的易损状态。这样，对火箭筒设计所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当火箭弹飞离发射筒时，不能向后喷射火焰。而在火箭筒设计中耗费精力最大的，就是必须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发生后喷火焰烧伤射手面部的情况。火箭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