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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共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第三十五章反攻（5）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尾 声（1）
部队撤回根据地之后，冀鲁豫九分区转而围攻仍被日伪军占领着的滑县县城和长垣县城。骑兵团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国民党的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土匪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这“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击这些乌合之众，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亲自带队作战，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儿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可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骑兵一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黑马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儿），张政委急忙率队连夜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骑兵一连，对照花名册挑选战士，曾经当过伪军的不要、和地主有关系的不要、政治表现不好的也不要……连战斗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个人。
刘春雷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啰唆把你捆起来。”
大刘只好不啰唆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春雷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流转，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带领骑兵团一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共产党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一连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们。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春雷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陆续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刘春雷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只好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胡乱猜测：像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级别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由冀鲁豫军区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这些干部包括：林彪、陈毅、肖劲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
“老天爷，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炮楼，铁卡；
事实，嘲讽，笑话；
尾 声（2）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开国少将）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