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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恤的车队扬鞭向前，开近桥头，眼看就剩几步了。就在这个当口，豫让把手探进怀里。大家都没有介意前面卧着的这个乞丐，可是赵无恤的马没见过麻风病人，被豫让的模样吓得惊呆了，马儿一声咆哮，扬蹄长嘶，鬃毛狂扯，蹿起一人多高。赵无恤的第一反应竟是：“没的说，又有刺客。”保镖赶紧组成人墙，叫唤：“护主——拿人！——抄家伙！”一阵奔跑，尘土飞扬。
大家万分激动，忽地一下，上前把豫让给围起来了。豫让本来希望自己毁形之后，降低敌人的提防，能够在赵无恤走近桥头时，伺机下手。不料马儿一闹，还差十几步距离，就被赵无恤识破了。
豫让站在人环中，不动，三分象人，十分象鬼：“不错！我就是豫让！”他把手从怀里退了出来。
赵无恤以手招之：“豫让，你过来——”
豫让在人环包围之中移动过来。
“豫让，你上次行刺于我，为智伯竭忠尽义，算是一举成名。晋阳城里，乃至诸侯列国，都知道你的名气了。你也够了，还要干吗？！”
“为智伯报仇。”
“哼，我问你。你从前事奉范氏，对不对？范氏灭亡，你怎么不复仇？你又侍奉中行氏，中行氏灭亡，你怎么又不报仇！智伯尽灭范氏、中行氏，你反倒效忠智氏。呵呵，你就是这么当忠臣的吗！你怎么解释！”
豫让一愣，低头略想一下，抬头说出了一句千古士人的肺腑之言：“我事奉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固然以众人报之。而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慨哉斯言，掷地千钧，赵无恤很受振动，诧异之余，喟然叹息，乃至下泪：“嗟乎，豫子！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敬佩！我已经饶过你一次了。这次你好自为之吧。”
豫让明白了，今天已经走到人生尽头，他说：“前者您宽赦我，天下莫不称您贤。今天我自当领取死罪，没有话说。”豫让转过身去，又转回来：“最后一件事，我请领您一副衣袍，以剑击之，以致为智伯报仇之意，虽死无恨。”
赵无恤被对方的侠义精神所震撼感动，壮之！一介布衣的人格力量，可以折服王侯将相！赵无恤深深为之动容。他当下脱掉深衣（类似袍子）以成全豫让的志节。豫让拔出配剑，跳起来长啸连连，向赵无恤的深衣连击三下：“智伯！你知道吗？我为你报仇啦！报你于九泉之下了！”说完大叫一声，举剑自裁，英雄气绝，血流五步。登时天地为之变色，凄风惨恻。足可发人一大哭！
晋国举国之士闻之，无不掩面而泣下！
三家分晋六
豫让，与专诸、要离、荆轲，并为千秋侠烈之客，扬名青史，他们都是为了信用、忠诚和名誉而活着，骨头是硬的。“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这是战国士人的人格表白。我的心不是石头，它不能随便被人搬转，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随便被人翻卷。如此的倔傲，但并不是全无所畏。所谓士，也叫做布衣，就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类似现在的白领）。他们习文练武，目标是去政府或卿大夫家族里干事（当家臣），战时则登上战车保家卫国。所以士人最珍贵的就是效忠他所供职的家族，豫让那“士为知已者死”的人生信条，就一语道破了士人的原则，在未来中国影响深远。须知，在当时大周朝分封体系里，自然要强调下级领主对上一层领主的人身依附、效忠精神、复仇观念，这在西方就是骑士精神，在大周朝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我们才有目睹刺客豫让慷慨千秋、感人至深的事迹。
豫让死掉的那个石桥——豫让桥，至今还有，在太原晋祠附近。喜欢凭吊怀古的人，旅游时候可以去打听。
但是时光到了明朝初年，在历代褒扬豫让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就是那个被燕王朱棣割了下巴、灭了十族、凌迟处死的硬老头——方孝儒先生。方老师不喜欢豫让之极，他在《豫让论》中对豫让进行了恶狠狠的批评：“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智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士君子立身事主，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方老头的大致意思是，豫让沽名钓誉，不能规谏主子智伯于危难萌发之前，徒是争死于其后，附于刺客之流，不足以当国士。这个脾气刚烈的方孝儒老头，看看他老人家自己呢？他对建文皇帝什么好忙也没帮上，当反叛大军杀过来的时候，他躲在深宫里和皇帝彻夜谈论先代礼仪。等到皇帝败亡，他却变得逞能起来，使劲骂街，朱棣不想杀他，他就使劲骂，直到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为止。方孝儒也是“徒然争死于其后”，甚至不如豫让能砺志复仇。
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方孝儒之责备豫让就是如此。以过高标准来苛求别人，则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如此悬旨过高（靶子立得太高），谁的箭也射不上去，索性不射。目标也就没激励性了，大家索性放弃标准，放任自流。但口头上还是要尊重标准的，于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贪鄙作奸。道德标准只是嘴上说说，骗人骗自己罢了（只在处理寡妇改嫁问题上才格外认真），终于把中国人培养成酷爱形式主义、上下敷衍的好习惯。宋明大儒难辞其咎也。
2。鳄鱼战争之大魏文侯
大魏文侯一
赵无恤死后，其接班人自作聪明，干了一件大蠢事，把办公地点从山西中部的晋阳，向东南四百里，移到河北省南部邯郸，离河南省中原很近了。这种不怀好意的迁徙，目的一目了然：去中原争夺人口和城市（就象钓鱼的人坐得离池塘更近点儿）。事实证明，南迁邯郸的举措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失误，坐在中原北门外的赵人，很快遭遇了苦恼的日子。赵的军事行动，屡次遭到南边魏家的猛烈抵制，赵人屡次败北，邯郸甚至被魏人攻破，一百年抬不起头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赵武灵王出世，把战略修正回北向发展的老路，在山西、河北北部拓地千里，赵方大振，这是后话不提。
公元前五世纪下叶，赵、魏、韩三家已经垄断了晋国五十个县以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兵员和人口，没有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三家做着三分晋国前的最后冲刺，并且互相争利起哄。赵无恤的接班人南下迁都于邯郸，逼近了中原，侵入魏家的疆界，这时的魏家掌门人叫作“魏斯”（后来的魏文侯），警惕的魏斯立刻派了一个牛人，在邯郸南边三十里一个叫邺城的地方，盯着赵人的一举一动。这个牛人就是西门豹！西门豹一路踏着公元前五世纪的夕阳，来到荒凉萧瑟的小城——邺城当县长。
邺城位于中原“巴尔干”北部地区，算是河南、河北交境，原是卫国的地盘。卫国被狄人逼的东移河南濮阳以后，原来的土地被山西的晋人侵蚀：漳河以北，归赵；而漳河以南，归魏。所以，漳河南岸的邺地是兵家要地，中原的北门户，袁绍、曹操、曹丕逐次苦心经营的邺城，就在这个地方。曹操的铜雀台就在这里，是建安文人会聚饮酒歌咏的地方，现有五米高的台基残迹。曹操的七十二座疑冢（假坟），也连绵分布在漳河两岸。有人认为，曹操可能别出心裁地把自己埋在漳河水下。曹操之后，邺城不断变幻大王旗帜，五胡十六国群魔乱舞，好些霸王们都以此为都城。那个唱着“天苍苍、野茫茫”的东魏主高欢，还在邺城弄出了一个会演奏乐器的机器人。历史的繁华，如今都被漳河水时时泛滥，冲刷走掉了。
漳河水暴躁，古来有名，据说是因为这里的河伯长期性生活得不到满足。只有漂亮的年轻姑娘才能安慰他。如果一年没有新姑娘，它就要发大水。西门豹县令针对这一传闻与邺县年高有德者进行恳谈。年高有德者吐露了很多基层群众的苦楚，揭发当地“三老”的劣行。“三老”不是三个老头子，而是县的下一级官员，类似乡长。作为有头脸的基层干部（副科级），“三老”少不了查证调停民事纠纷，算是负责教化，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收税。当时农民田里打的粮食，十分之一要上缴国家（就像现在上班族要上缴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农民的宅居地（住宅附近用于种菜养鸡的那片小地）归个家所有，要上缴户税，主要用于养兵。邺县的三老富于想象力，还给一个虚拟的债主敛钱，那就是河伯先生。河伯先生每年娶媳妇，农民各家都要交份子钱，三老说，这是县里的政策。
接着，县里的廷掾也被揭发出来了。廷掾（公务员）在衙门里干活，是县令的助手，大约就相当于阎王爷的牛头马面，负责保存章子、制作文书，因为舞文弄墨，就有了一点儿小权。据说权力越小的人越善于使用权力，廷掾吃请受贿，造假文书，让三老拿着，下去乱摊派，说是给河伯结婚用的。三老把钱收上来，立刻坐在地上与廷掾分赃，一堆堆的钱，像一寸大的小铲子，叫铲币。
不过也要剩点钱给河伯找媳妇，毕竟借的是他老人家的名义。“何仙姑”就出来了。她受河伯之托经常在民家行走，遇上模样打眼的，就恨得不行，立刻拿公款把这漂亮MM聘了去。天天给她洗澡，吃牛肉，喝酒，连吃十几天，养白胖了准备送给河伯去——当然是公款支付了，乡干部、县工作人员参与打牙祭。吃饱喝足，一抹嘴，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