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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善用兵，敌国不敢谋，他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列国都很看重吴起的成功经验，相继学他的样，启动常备兵制度。齐国由此出现技击，秦国锐士、韩人材士、赵人百金之士、楚国选练之士，等等，都是步吴起后尘者。军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然，这种招募来的常备军也有缺点，就是成本高。他们有家产、带工资，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庭军属待遇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打死，一定要把自己打活（办法有两个，一是打仗躲着点儿，把头猫着点儿；二是必须打胜仗，以免死掉）。
募兵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下降，而且老兵油子打仗惜力。还有，军官也会中饱私囊，克扣兵饷，比如虚报五千人，只招一千人，侵吞兵饷，总之，办法很多，都是后来朝代军队里的可耻花样。弄不好就激起士兵哗变。
吴起率领自己的战胜之师，镇守西河二十年的同时，又带兵东去河北策应协助乐羊子对中山作战，攻灭中山国。同时期，齐国发生内乱。由于叛乱者投奔晋国赵氏，战火遂燃为国际战争。吴起率领魏家军，联合赵、韩两家，与齐将田布激战于龙泽。齐国的技击部队根本不是魏家武卒的对手，一旦交锋，必吃大亏（荀子语）。果然，齐军继上次败给吴起率领的鲁国军之后，再次败在吴起手里。齐将田布战死，阵亡三万人，被俘获战车两千辆！（从前春秋时代的大战役，双方交战总战车数才不到两千辆，这回光被俘获的战车就有两千辆。）
吴起赶着排出二十华里长的两千辆战车，凯旋回到山西。魏、赵、韩三家声威大震。乘着胜利之威，三家打发使者去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晋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无可奈何，册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是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时间是公元前403年。吴起对于“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功莫大焉。
赵魏韩三家分晋以后，山西也就从此被称为三晋。而晋国国君一时还没有被废，成了名存实亡的衰人，只有曲沃、绛城两块土地，反倒去朝拜赵、魏、韩三个新的大诸侯国。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三十年，直到到公元前376年，大家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诸侯废晋静公为庶人（就是和咱们一样的人），煊赫二百年年、立国七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灭亡了。
这一切天翻地覆的巨变，都是由于牛类普遍学会了耕地。牛在春秋末期学会了耕地，铁器引入生产，人们拼命赶着牛，扶着铁犁，去开垦新的田野。森林树嶂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但是这些好东西都没有上交国君，而是被卿大夫如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把持着，实力不断积累崛起，终于三分晋国。
遥想晋国当年多少豪族，先轸家族、狐偃家族、三郤家族、栾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等，包括国君一族，在过去的200年中，相继陨落，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平民。如今survive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赵氏、魏氏、韩氏三家的成功在于开明节俭，因而人心归附。比如说，他们的亩制面积都特别大，当时每亩交固定数量的粮食税，亩制大，意味着租税轻，农民们喜欢去他们那里种地，于是人气越来越旺，在封邑上召集和训练的军队也越来越多，势力激增。而从前的范氏、中行氏亩制最小，不注意惠民养生，所以他们最先灭亡，也不奇怪。智氏（智伯一家）的亩制也比较小。
一个家族，和一个朝代一样，也有兴亡盛衰。此起彼落的家族兴衰集合成一个朝代国家的盛衰历史。总之，公元前376年三分晋国之后，晋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晋献公、晋文公（重耳）、晋景公、晋悼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蜴，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今天，如果你有幸到山西南部的侯马去，于郊外的梭梭衰草里，仍然可以看见当初晋国都城的黄土城墙残垣，纵横一两公里。
大魏文侯五
如果说赵家的赵无恤是进入战国时代第一位鳄鱼，那魏家的魏斯就是第二位鳄鱼。在三家分晋成为独立的诸侯以后，魏斯的大号就变成了魏文侯，我们以后就用魏文侯还称呼他。魏文侯（魏斯）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因功被封在魏地（陕州芮城县北），得姓魏。中间有名人魏仇（追随重耳流浪的九袋长老）、魏绛（和戎有功）、魏舒（魏舒方阵）。魏文侯（魏斯）是雄才大略之主，晓得招徕人材。每次经过本地大贤“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他一定要凭轼而立，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被魏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还有攻打中山国的乐羊子以及名将吴起。
魏文侯（魏斯）还喜欢儒者，拜孔子弟子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为师，读书期间，还给儒家的《孝经》作了注。这位子夏老师，治学强调形式主义。学生们只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礼节，就可以混到毕业了。所以，魏文侯被训练得特别在意人生小节。有一次，他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魂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远古世界一片春雨潇潇。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虞人有个约定，下午打猎去呢！”于是，不顾大家劝阻，他冒雨去找虞人，一起外出打猎。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猛跑。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道理被后来的另一件事所深化。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除了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俊杰为其效命，还有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子贡一样会来事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典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调子，亦有一点道理）。
魏文侯经常思索晋国的灭亡，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早在春秋初期，晋献公尽杀群公子，以免这些人威胁君权。接着，他引进异姓家族，积极变革进取，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于是国际霸业，多在晋国。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晋国国君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异姓大家族的经验，异姓大家族凭借军功获得封地，在封地上日益强大，他们世代受恩，世袭官职，积累的军事、经济实力凌驾在国君之上，终于控制国君一族，最终三家分晋。
魏文侯从“三家分晋”中总结出了封建制的危害：封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于是赵、魏、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被下属夺了权，重演从前晋国的故事。它们以晋国君为前车之鉴，纷纷强化君权，通过改革，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三家分晋对于中国历史意义重大，赵、魏、韩强化君权的历史潮流，终于汇集成未来中国在秦朝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
赵、魏、韩国君是如何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的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君要不断强调自己在臣子中的崇高地位。前文中，赵无恤嘉奖那个在围城时期一直坚持不懈向他恭谨地磕头的笨蛋，就是为了鼓励崇君思想。赵无恤褒扬为了旧主不惜九死一生的豫让，这是对国人崇君教育的一部门。但是，光靠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足以强化君权的，还得从机制上入手，只有干掉卿大夫家族这种封建特权节制，才能彻底避免卿大夫家族上侵君权，三家分晋这样的历史悲剧。而这一伟大工作，就交给了当时应运而生的法人物去实现。魏文侯手下的李悝，就是法家的鼻祖，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创了一门独门功夫——法家。魏文侯知道他本事大，就任命李悝为“相”（文官之长，总令政务），从而使得魏国最早成为“将、相”分制的国家，便于干部专业化建设。李悝的法家改革是列国中的最早者。李悝的思想，就是用职业化官僚取代卿大夫，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威胁君权，这也是法家思想的根本。这些招募来的官僚不占有土地，地方土地上的军队也是国家的，他只有有限的调度权。职业官僚取代世袭大家族，从而避免了大家族在世袭的封地上拥权自重，凭空坐大，对抗国君，避免重蹈从前晋国一分为三的覆辙。法家思想同时还要求把大家族的封邑改为郡县，对郡县的控制权直接牢牢抓在国君手里，赋税直接交给国君，而不是从前封邑上的卿大夫家族。中央委派官吏去郡县管理行政与税收，并且实行“将相”分立，二人互相监督，避免出现权力集中一人的权臣。大臣只能当官，但不给封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