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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衰落是近代史的一个突出事实。至高信仰丧失和精神漂流并不能说明中古人类宗教精神统治下的人的心灵是人性的完美状态，它是人类心灵演进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形。人类已经跨越过那个与上帝同在而因此有着灵魂归依感的精神阶段，就不可能整个儿回到过去，因为历史无法重复。进步是必然的，牺牲和损失也是必然的。不管目前人类的精神状况如何，业已衰落的东西注定不再是拯救灵魂的灵丹妙药了。所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不是预言家的口出狂言、胆大妄为，而是指出了一个日渐显露出来的事实。同样，存在主义者们无意去加深过去与现代世界的裂缝，而只是想在尼采指出的事实之前提下，将现代人心理紧张表达得更为清晰。
经过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神渐渐从人类生活中引退，人占据了世界的中心位置，《人权宣言》取代了《圣经》而成为新时代的信条。人文主义者从复兴古典文化中找到了与他们人生相通的观念，找到了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武器。从古希腊艺术中人们发掘出自由精神，引发了人们全面探究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一切问题的空前浓厚的兴趣。宗教首先走上了改革的道路。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有神论让位于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又让位于无神论。在它们相互纠缠演进中历史进程的线索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中间，自然神论对《圣经》发难，认为《旧约》无非是上帝与所谓选民相互勾结的犯罪记录。无神论不仅更为大胆地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根源，而且公开为享乐主义辩解。怀疑论为理性权威找到了最有力的辩护词。怀疑论对一切人类知识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承认知识的有限性，通过经验的科学手段才能获得有限的知识，对获得经验之外的知识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否定了一切超越经验、理性的企图。笛卡尔把哲学从经院中解放出来，“我思故我在”，把精神的本质从上帝那里找回归还给思维。休谟的《人性论》把宗教中上帝与人的关系作了革命性的颠覆，指出不是上帝赋予人各种属性，而是人把美德加之于上帝。归纳法、实验方法建立起来了，并直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贡献远远不止在结论本身，他们使用的方法，人们发现，可以运用于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理性原则下，人类的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法律得到重新审视和细致的研究。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意志、良知与美德、和平与爱……都以人类的名义给以符合理想的解释。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合理性需要有外在的保证，政治民主、三权分立为这个保证提供了可能性的许诺，亦相伴着《民约论》（卢梭）、《拿破仑法典》、《原富》（亚当·斯密）等这样一些理论说明。一个非宗教的文明时代出现了，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形同赤裸地站立在历史的舞台上。
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都相信，人类理性的卓越性和有效性会帮助他们把这世界改造得更好。近代史过程，正如韦伯所提供的线索，就是不断地把人类生活理性化地组织起来。理性踏遍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给欲望装上了任意飞翔的翅膀。在无数的成功、胜利、征服、开拓了广阔的殖地地与建立了大片的贫民窟之后，理性似乎有理由志满意得。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到处可见理性的通俗化副本。在资本家那里，理性简约为利润与投资之比；在生产组织者那里，具体的科学决策、合理化组织、效率、设备更新与机智的谈判；在推销商那里，理性则是市场调查与变色龙广告宣传；而对蓝领和白领阶层来说，理性就是服从机器和熟练操纵计算机。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办公室工作制度、计算机程序、交通岗的红绿灯、大学课堂里的教科书乃至机器螺帽的型号……一切都被统一化秩序化。现代社会经济的绝对力量，与其说把人变成理性动物，不如说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大量的新式在现代世界时诞生了：石油帝国、汽车帝国、电子帝国……跨越地区、国界建立统治，其巨额财富足以抵国。在现代世界里，人也变成了消费动物，合理的生产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又刺激着新的需求并同样加以满足。从彩电、空调、豪华汽车、高级音响、激光唱片到赛马场、高尔夫球和桑拿浴……一切似乎是神话般地来临。科学和工业技术的成果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今天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奢侈程度已足以让封建皇帝颜赧而自叹弗如。现代人在科学的帮助下也日益变成了概念动物或者说信息动物。现代人不再直接面对自然和实在，方向盘、移动转椅、按钮或键盘已牢牢把他固着在精致的人化环境里，他愈来愈依赖以第二手的方式处理生活。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程控电话这些发达的传媒把人隔离在信息的世界里。结果是，人不能选择信息而是被信息选择。在概念化、信息化的轻松愉快的生活中，人乐于放弃思维，乐于成为文摘卡片。人也由此消融他的文化背景中也不能把自己从中区别。凸现出来。于是在轻松愉快的同时若有所失、认不出自己的感觉也随之袭来。
科学是理性的忠实后盾。人类利用科学反抗自身的有限性，借助机械的力量实现征服自然的无限渴求。但是，科学愈发展却愈加证明人的有限性。科学不断诞生出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体系，而任何体系和发现都旨在说明有限。从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膨胀理论到量子力学，在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上帝无处藏身；从合成生命到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生命创造的隐私被公开，人类仿佛已无秘密可以保守。科学带来物质的空前繁荣与进步，其本身也变得无法控制，它左右着人类生活，使人类生活的物质化、外在化变得不可阻挡。科学使人类拥有巨额财富，舒适和便利，同样也煽起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尽管出现了温室效应、环境污染、能源衰竭这样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尽管已有提出有限制增长的速度，对人类前途发出严重的警告，但人类还是不能削减欲望的奢糜开支。科学把理性与功利胶合得天衣无缝，而对人的内在精神性漠不关心，而人却总是要渴求某种非物质的超验的东西，总是要证明自己属于历史性的存在物。相对于他的心性来说，物质的外在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物质化、外在化的自我存在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人类不能削减欲望的奢糜开支，不能避免被物质化、外在化，也就不能消除巨大的精神赤字。科学把人类置于一个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
理性，科学是近代欧洲非宗教文明的支柱。在非宗教时代里，理性，科学带来政治安定和物质惊人进步曾一度使人类神采飞扬，踌躇满志，充满坚信不移的乐观，仿佛已把开启未来金碧辉煌的命运之门的钥匙攥在自己的手里。社会的繁荣、富足、稳定使人们感受不到或者懒于感受潜在的危机。历史进程的每一个脚印都包含着启示，除了少数敏感、慧根独具的人之外，多数人们都不去认真倾听，忙碌的俗务使他们陶醉。只有当大灾难降临 （如战争、经济危机、政治动乱等）——历史中所有被忽略的启示聚集起来化作惊天动地的轰鸣，才使他们手忙脚乱，惊恐万状，发现繁荣、富足、理性、秩序原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金碧辉煌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尾随而至的是不安、困惑、焦虑、孤独、无家感，隔离感，陌生感、虚无感……（从这些词语的意义中你马上联想到萨特的《密室》、加缪的《局外人》、甚至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存在主义者正是从这些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绪中开始存在的追问。
近代史上的思想先驱们替理性作出承诺，我们不必去责备他们夸大其辞让我们凭添了太多的失望。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不起而向教会权威和封建传统所代表的落后，蒙昧，守旧势力挑战，不高扬起理性的旗帜，就不能使人类战胜苦难，克服危机。他们鼓励人们追求现世的欢乐和幸福，讴歌博爱、平等、自由、民主、致力于发展科学，使人类对未来满怀希望，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是自己和自然的主人。
任何光辉带给物体的不仅是被照亮，而且也带来阴影。理性之光也不能消除自身的局限。在十八、十九世纪、理性如日在天，它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阴影还是很小的部分。到二十世纪，阴影明显地扩大了，拉长了，有了末日的氛围。理性打倒上帝。取代了上帝。在自己也成为上帝之后，也变成了专制的统治者。理性异化了。
理性的异化即是人的异化。异化这个哲学概念，它的含义就是，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奴役人本身。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资本家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谁也没有例外。教育不再引导人们去洞悉自然与人类奥秘，而是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谋生的工具。连哲学家也只是一个职业的代名词，是受过专门化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工厂里的工人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工具、工作间不同而已。理性和科学宣扬平等、和平和爱，而今贫富悬殊比中世纪更为触目惊心。科学家也许无不怀着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这崇高庄严的目的来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大批的工厂转产生产杀人武器，以工业手段进行的战争远比历史上任何战争残酷。如今，世界上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整个地球轰炸二十次。人类把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写进了法律，但人们还是不知道自由到底为何物，政治民主是否就是可以随意在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上看到和听到连续不断的政治丑闻。
总之，理性异化、人的异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