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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理性异化、人的异化已经成为事实。在当代，个性的人普遍消失，人日益朝着标准化、多功能的人方向迈进。理性空前泛滥，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成为现代社会的顽症。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必然与自由的对立，现代人感受殊深。他每向前迈一步都是十字路口，都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而所作出的选择又总是与人的最高目的性存在背道而驰。存在即是选择，存在主义者这样说道。不是让理性替自己选择，而要自己选择。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谋划、生活和行动、人不断地设计、选择、创造自己、人的这种设计、选择、创造就是人的自由。被理性异化的人，不是真正存在的人，不是本真的人。存在主义从这里踏上自我拯救之路。
思想渊源
在讨论了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之后，有必要对其思想渊源作一些梳理，看看它反对的和接受的传统是什么，以便我们正确把握它的思想特征。
存在主义文学以存在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基础。存在主义首先是以哲学的方式出现，然后才涉及到其它人文领域。法国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故乡。在那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了最好的产床。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一度风靡，哲学无疑为之提供了最深厚的内在冲力。这不仅是因为德国存在哲学在它之前诞生，为它拓开了思想之门，同时，法国那些存在主义的著名人物，如萨特、马塞尔、梅洛—庞蒂、加缪、波伏瓦等，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文学是他们存在主义思想的表达。存在主义文学可以说是文学的哲学。在本世纪思想史上，将哲学与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无人能出其右。
既然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那么，从存在主义哲学那里上溯得来的思想传统同样也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传统。
存在主义反对各种理性主义，从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到康德、黑格尔、从绝对理念到普遍理性，存在主义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作为自己哲学的主重要方面。理性主义之所以遭到存在主义的否弃，是因为理性主义无法实现其建立自由与必然和谐统一的王国的梦想。理性主义都肯定我思故我在，但我思故我在与理性事实上却是矛盾的，我思强调个体性、强调个人意志自由；我思同时又是理性的活动，而理性却强调总体性和必然性。在笛卡尔那里，这位近代理性主义的鼻祖时而把理性视为我思的一种认识方式，我思达于真理的手段，时而又把我思视为普遍理性的创造物。当我思被认为是显示我在的唯一东西时，自由被肯定为第一原则；当认为自由意志越出理智范围便误入歧途时，理性服从逻辑必然成为第一原则。必然是科学、知识、真理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与理性是一致的；而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属于声音的自由与属于理性的必然找不到统一的基础，理性的上帝不能够在保护科学的同时又监护道德。所以，无论是马勒伯朗士把自由视为对普遍理性的爱，对必然性的爱；斯宾诺莎认为真正的自由属于上帝，同时人可以通过内省服从理性而与上帝相通，还是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的精神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其核心仍然是必然。理性不能解决自身的矛盾，不能将自身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在理性主义统治欧洲思想界二百年以后，它的矛盾和危机变得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尖锐，并直接诱发了种种现实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康德曾把实践理性 （意志）和纯粹理性区别开来，尽管他仍想把理性保留在道德原理中，但他又要求纯粹理性服从实践理性和道德，而实践理性、道德是来自上帝、来自良心的绝对命令。这样其实等于否定理性在道德领域中的支配作用。康德看到了理性的矛盾并试图解决矛盾，然而他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也在他的理论中暴露出来了。
存在主义与其说是反抗理性，不如说是从理性主义手中接过令人感到棘手的哲学任务，这就是：人怎样在没有上帝和绝对存在物的情况下建立起基于自由而不是必然的道德自律。
存在主义在理论上是西方哲学中早已存在的非理性主义传统的继续，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发展至今的最后的、也不妨说是最高的形态。它最典型地强调着主观性、自由意志和个体性。非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古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希伯莱文明中理想的人是完整而具体的有信仰的人，希伯莱人的特点正是存在哲学一直企图发掘并带给我们时代的东西。希腊文化偏于理智，但希腊人无疑又是向往永恒、追求美和美的典范。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生交织在一起，拒绝将死和思想分割开来，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能产生最强烈的共鸣。在基督教神学中，特别是奥古斯丁关于信仰高于理性的说教中，存在主义也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成份。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观主义原则，巴斯葛、康德、谢林等人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对存在主义者亦不无触动。存在主义与唯意志主义 （叔本华、尼采）和生命哲学（柏格森）关系尤为密切。实际上，存在主义就是十九世纪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与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种汇合。而丹麦神学家、非理性主义者和宗教神秘主义者克尔凯戈尔，则历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鼻祖。
克尔凯戈尔是使欧洲哲学发展方向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非此即彼》、《畏惧与战栗》、《恐惧的概念》、《人生道德上的各阶段》等。他的哲学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 （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存在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克尔凯戈尔与黑格尔生活在同一时代，在黑格尔颂扬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的必然进展的时候，克尔凯戈尔已深深感受到那种决定论式的总体性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存在产生的难以忍受的窒息。按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绝对精神由纯粹的逻辑外化为自然，自然由低级物质发展到高级物质，最后在人那里回到绝对精神。具体事物和人都是绝对精神的承载者。这位存在主义之父无法忍受这种对个体存在的轻视。他说，我宁愿做个体的一瞬间，也不愿做一个体系的一章或一节。他认为，如果个人的存在是被决定的，个人只是某种普遍存在的实例，那么，人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失去了作了决定和选择的可能性，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从而也将忘记了对所发生的事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取消了个人从伦理上对待自己和世界的可能性。
克尔凯戈尔把人的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个人以外的存在都是非个性的存在，个人被抑制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无法逃脱，要考察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就要把人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在他看来，真实存在的个人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独特性。他赞同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认为人是由灵魂、身体和精神（自我）组成。身体能感知外部世界，灵魂使人具有理智，而人的精神、自我则使人具有情感意志。人的情感和意志才使人具有独特的个性。孤独性。生存的个人是摆脱了对自然、社会、他人的依赖的孤独的个人，个人是和群众对立的，群众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一个虚妄的概念。个人不是群众的一分子，不是整体的一部分，个人本身不是一个整体，因此，个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非理性。克尔凯戈尔认为，存在是绝对不可思考的。人的个性就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个人的心理体验。作为孤独的个人，他有独特的情感，痛苦、热情、欲望、背谬、动摇、恐惧、死亡等这一切都要依靠每一个人内在的主观体验才难领悟到。这些情态是纯主观的，理性无法把握，语言也无法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超越性。个人与上帝的联系是个人的，在意识深处，孤独的个人才能与上帝交谈。只有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人才能规定自己的存在。个人为最高的自我实现，即存在于个人与上帝的关联之中。
克尔凯戈尔把人生自由选择和决定的道路分为三个阶段，世即人存在的三个层次、境界。第一阶段为审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为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既不追求确定的信念，又不遵循固定的和普遍的原则与规范。这种生活的结果是空虚、厌倦、痛苦和失望，也由此选择第二阶段的生活。伦理阶段的人的生活为理性所支配，克制情欲，将个人的欲望与社会义务结合起来，遵守规则，崇尚理想。但常受感性知觉的引诱而忘记道德义务，也因此而产生有罪感。第三阶段为宗教阶段。人摆脱了世俗的、物质的东西的束缚，也摆脱了道德原则和义务的制约，人作为自己而存在，面对的只是上帝。一切有罪的情感都由于和上帝诉说而得拯救。克尔凯戈尔认为个人存在是非理性的存在，是因为感到自己有罪而处于恐惧、厌烦、忧郁、绝望等情绪下的存在，这一存在状态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被显现出来。因此，人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人的有限性使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有一种犯罪感。人面前永远是一个无限的未知领域，人生是一种冒险。
克尔凯戈尔的哲学思想是骇世惊俗的。他的一些名言强烈表达了他对理性不容置疑的批判精神：“理性是妓女”，“你必须与理性分手，甚至不认识它，甚至把它杀死，否则一个人就不能进入天国。”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一直弥漫到二十世纪，存在主义者们从这氛围中获得灵感和找到哲学思考的基本原则。
叔本华和尼采无疑都属于先知式的人物。叔本华一直渴望着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