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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宇宙观，从而为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不可避开的制裁力量，也为
帝国制度在宇宙中提供了一个位置。
② 例如，见 《汉书》卷六，第116 及以下各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45 及以下各页。必
定有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但这些会议的日期不能确定。根据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上海，1949 年以
前）第70 页，它们始于公元前140 年。根据其他人的著作，只在公元前136 年召开过这样的会议，见夏伊
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29 及以下各页。公元前136 年更可能是召开第一次这类会议的日期，
因为当时武帝只有20 岁。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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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
董仲舒声称他的思想出自《春秋》，这就为我们了解他向皇帝提出的建
议提供了线索，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①
进”；“邪辟之说息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儒家之前的古老的周代王室传统的表白，因为如我们所
已了解的，六艺是由儒家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六种传统文献（即《诗》、《书》、
②
《礼》、《乐》、《易》和《春秋》）的同义语。但是，董仲舒对儒家及其
伦理原则的忠诚是与他对古代传统的自然主义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在继承
孔子的道德原则的同时，董仲舒在奠定儒家的形而上学基础方面更进了一
③
步，因而可以说，成了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
《春秋》卓越地贯通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容。孟子早已说过，他相
信孔子在编订这部编年史时把支配万物的上天的准则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进
④
程。由于董仲舒，孔子博得了处于历史中心的圣人——素王——的位置，他
从这些不变的准则出发，以微而婉的方式简洁地表达了对人们的行为的褒
贬。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关乎对他们的品质的评判，这一点很可能给当
时的统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汉武帝为什么赞成董仲舒的建议，并因而决定提倡由儒家传下来的传
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如我们所知，已经有了朝廷礼仪的传统，
同时朝廷上还有了叔孙通和其他儒生所引进的别的礼仪，尤其是宗教仪式。
但是，追溯到周代创建者的主要礼仪是在武帝统治下恢复的。和宗教仪式及
朝廷礼仪有密切关系的是行政领域。儒家在这个方面也有长期传统，所以很
自然，在振兴他们学派传下来的周代早期制度中，他们又将起领导作用。
但是，不论在礼仪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主要地把他
们当作先王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当作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的代
表人物。这个事实也可以从汉王朝历史所记载的著名的秘府藏书目录中看出
来。六艺——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古典传统——作为独立的类目居于目录之
①
首。在这之后才是各“家”的类目，诸家之中为首的是儒家。
其次，汉武帝面临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补充官员的问题。他召集100多
名官员，要求他们就好人政府的原则向他提出建议，这已经表明了他解决这
个问题的意图。但是，在董仲舒的影响下，他又前进了一步。公元前136年，
他改变官方任命博士的制度，只给五种主要经典（《易》、《诗》、《书》、
《礼》和《春秋》）设立教职。每一种很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博士，但是即使
这样，比起传统的72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124年，也是在董仲
舒的鼓动下，武帝设立太学，这是一所皇家学院，常额为50名的弟子在这里
②
由博士加以培训。在学习结束时，他们要经过一次考试，很可能要用与国事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23 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59 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六艺与前面注1 《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②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卷八八，第2589 以下各页。
③ 张朝孙 （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98 页。
④ 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2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03—1715 页。
② 《汉书》卷六，第159、171—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54 页）；卷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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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体书写。这些办法构成了著名的科举考试的开端；
这种考试制度在长时期内将是补充上层文官的手段。
第726 页；卷八八，第3620 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5 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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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由于法定的课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经》，许多有抱负的学者的注意力
便逐渐集中于这些经书。于是开始了儒家历史中的另一篇章：对每一种经书
的各种不同解说的传统逐渐确立。这是汉代儒家各派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
它们应当更确切地被称为经学研究的诸学派。
关于《诗经》，已经有了并行的齐、鲁、韩三派，它们与早期的地域性
①
学习中心相当。这些传统已经于武帝之前得到朝廷的认可，朝廷也已经任命
博士对它们进行阐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细微的经文交易和不同的注
②
疏。其他经书还没有不同的学派传统，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宣帝（公
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有8个另外的学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平帝 （公元
前1年—公元6年在位）时，学派及其在太学的正式代表的总数增加到了21
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 《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
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
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
——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
③
派的参与者可能达23人。其结果是博士的人数增加了。不但太学的教师逐
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50人增加到公元前8年的3000人，
④
甚至在东汉顺帝 （125—14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3万人。 正如班固所评论
⑤
的：之所以如此，“盖利禄之路然也。”
注解
从汉代以前传留下来的各种注释，已经显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区——特
别是齐和鲁——的传统相联系的差异。当《五经》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
提高了地位时，不同传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释的体系，以使他们
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使他们免受对手的攻击。结果产生了对经书的一种新型
解说，叫做“章句”。到这时为止，各学派传下并保存了“传”和“训诂”。
但是，特别是由于石渠阁议，保护他们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经师们做出广泛
的注疏并查究经文的最微小的细节。
这种“章句”方法的最早迹象可见之于《书经》的博士和专家夏侯建的
传记中，他“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
饰说”。他为此而受其师夏侯胜的非议，夏侯胜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
①
碎大道”。按照这种方法有的人写出了篇幅巨大的解说，据传有人对《书经》
① 关于“韩”，见前第1 章注37。
② 《汉书》卷八八，第3593 页以下；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华：《〈诗经〉译注》（坎布里奇，1952），
第1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29 页；卷七一，第3047 页；卷八八，第3590 页以下；又见张朝孙（音）：《白
虎通》第1 卷，第91—93 页。
④ 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 卷，第88 页。
⑤ 《汉书》卷八八，第3620 页。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59 页。也见饯穆有关这一经书的评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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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的第一句就写了两万字。班固的评语是很有特点的，他说：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
④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 〔语出孔子〕，而务碎义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