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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打死和自杀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受害者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赶
快派人下去调查。有的人在信中说：“他（她）受到了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
这种事在封建社会也属罕见，士可杀不可辱呀！”有的人在自杀前留下条子
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有的人间这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打击
知识分子，国家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愿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
少奇同志从杭州回来后，废寝忘食地看了许多材料，听了几个部门的汇
报，然后列出一个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名单，由我逐个通知到他的会议室开
会。名单中除了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外，还有中
央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开会时，到会人多时就在怀仁堂开，人少时就在少奇
同志的会议室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
会议期间，我还不断收到各省市发来的特急电报，有的我就直接送到会
议室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到就看。一次，我将陕西省委发来的关于西安交大
告急的电报送给少奇同志后，他立即向大家念了全文。派工作组，是经过中
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
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
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后来
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
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6 月18 日，北大发生了40 多名干部、教
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
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
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
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
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
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
毛泽东批评派遣工作组
7 月中旬的一天，少奇同志召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成
员和学主代表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大家汇报后，少奇同志谈了他的设想。
他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各级干部中正在滋长起来
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
化大革命成为一次更好的机会。。”
他还说：“现在下面要求中央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循。我看
这个事要做，但有的规定不宜过早，要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有的现在
就是明确的，如北大工作组的那几条，还有中央的那个八条。凡打人、骂人、
侮辱人、搞逼供信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由于工作组的选派工作很仓促，临时组成的班子匆忙上阵，再加上上面
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工作组的工作很难开展。他们大都是按照老框框，求稳
怕乱，按部就班，这就和江青、陈伯达煽起的造反精神发生了冲突，于是他
们就抓住工作组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挑动一些人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7 月18 日，警卫局通知说，毛主席已回到北京。我马上报告了少奇同志。
“立即要车，我向毛主席汇报去。”他急切地说。
但时间不长，少奇同志又乘车回来了。卫士告诉我：“主席休息了，何
时去汇报等候通知。”
毛主席回京后的第7 天，即7 月24 日，我先是接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的
通知，后又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的电话通知，都是请少奇同志到毛主席
那里去汇报的事。
少奇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盼来的他等到的不是毛主席的支持，而是对
他和邓小平的强烈不满。在这次汇报会和以后的会议上，毛主席连续严厉批
评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很难过”。“学校把大
门都关起来了”。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统统驱逐之”。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毛主席的讲话大做文章，继而兴风
作浪，煽妖风点鬼火，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7 月29 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
“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在会上讲了活，北
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的决定，宣布撤出所有工作
组。
第二天，中办机要室给我一张到中直俱乐部听少奇同志在大会堂讲话录
音的票。
我在听录音时，还作了简单的记录。
少奇同志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
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
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
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
革命中学习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这个
形式并不适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后来，毛主席又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
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制定者，下面各级领导大多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于是，检查
的检查，被斗的被斗，下台的下台。
在此乱糟糟的形势下，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都要亲
自参加一所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便取得感性认识。少奇同志开会
回来说：“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意见，
做点思想政治工作，增加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言权。”说话时他心情比较轻
松。
少奇同志叫我与北京市委李雪峰办公室联系，看去哪所院校合适。经商
量选择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李雪峰、刘澜涛、谷牧等同志准备陪同。少奇
同志又叫我间中央文革小组去不去人。他们商量后答复由戚本禹陪同去。
8 月2 日晚上，少寄伺志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建工学院。学生和
教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奇同志的到来，甚至有人还喊出了“刘主席万
岁！”的口号。
少奇同志对师生们除了讲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和工作组与学生之间发生
某些矛盾之外，就是劝说各派之间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后，要尽快联
合起来。
戚本禹坐在少奇同志旁边还作了记录，对少奇同志的讲话并没提出任何
异议。但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他就对造反派说自己当时就认识到刘少奇
在建工学院的讲话是打击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搞合二而一。
也正是在少奇同志大讲各派要尽快联合起来的时候，林彪讲话了：“这
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搅大闹，弄个天翻地覆，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
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少奇同志原准备把建工学院作为一个点搞下去。可是他刚进到学院，8
月5 日，毛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从建工学院
回来，马上给李雪峰打电话，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
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难言之隐尽含其中。
从此，他除了接受批判、检查之外，再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就连在建工
学院的讲话，也成为“大毒草”了。
林彪定调
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派
工作组的问题就升格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对刘少奇的攻击也开
始不断加码升级。
8 月7 日，我收到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打印件，粗看一遍。得问题严重，
便抄了一份留下，把打印件送给了正在看文件的少奇同志。
我拿着抄得难以辨认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逐字逐句地琢磨起来。
这个大字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提到工作组，但批评的却是以少奇
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大字报上纲如此之高，措伺如此之尖刻激烈，使
我毛骨惊然，非常吃惊。什么“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什么“实行
白色恐怖”，什么”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等，都是
我难以将它们同派工作组联系起来，更不敢将它们同少奇同志联系起来。
自己不理解只怨水平低。因为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难道毛主席还
能有错？而少奇同志是与毛主席几十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我在他
身边工作十几年来从未发现他对毛主席有丝毫不尊重的言行呀！我茫然，我
困惑。
那些日子，我的脑子里老是索绕着这个问题。我同其他同志议论，我翻
阅有关的文件材料，总想找到答案，但却没有如愿。
毛主席说的“1962 年的右倾”是指什么？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1962 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阐述调整计划的重要
性后曾大声疾呼的“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在1962 年5 月谈政法工作时告诫全党不要“误我为
敌，打击面过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讲话？
虽然少奇同志的观点和看法同毛主席的思想有些不一致，但毛主席都是
肯定了的，而且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批评呀。
“1964 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怎么回事呢？
突然，我在1965 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一个没开头、没署名、不讲究任何
文件格式、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主席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