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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
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 月27 日谢富治也批评专案组说：“你们老犯错
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
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 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
“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憎
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
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
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
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三是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
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辩护、申诉。专案
组在存在的3 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
他们的申述。据肖盂说：“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
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
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荤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
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
“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
183 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出了也
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就被指责为“右倾”、“为某某人翻案”。
肆意关人捕人，然后加以刑讯逼供，是江青等人操纵“刘少奇专案组”
炮制伪证的直接手段。
一开始，江青等人曾寄希望于能找到物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动员全国各
地揭发，一方面不惜劳民伤财组织大批人马从故纸堆中查找。在毫无所得的
情况下，只好不择手段从犯人嘴里掏口供。
为获取口供，专案组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一批人。其中有很多是
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据
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 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
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在专案组关押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直接批示的。
1981 年1 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书
中说：“1967 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
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原
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
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 人。”实际上这11 人仅是江青一人单独批示的，还
不包括她和别人共同批的在内。
江青一伙抓人是很随意的，且手段卑鄙。这里举两个例子。
1967 年9 月1 日，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给江青报送
一份揭发材料。其中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同王光美1946 年到
军调部工作有关，王光美曾介绍苏士文去张家口参观。江青不作任何调查，
即在这份材料上批道：“可考虑拘留苏士文。红卫兵抄过他家。寄给我的东
西，我转给富治同志了。”她似乎有些心虚，又在旁边加批：“要群众揪送
也可。又及。”江青在这句加批的话下面画了一道粗线和4 个圆圈，以示重
要。谢富治心领神会，指示说：“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由群众揪送公安
机关审讯。”这样，苏士文就被以群众揪送公安局的名义关了起来。
“人大三红”的这份材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据×××一家交代，转
让给王光美的保姆祁妈只在王光美家干了几个月就走了。”江青对这句平平
常常的话竟如获至宝，在旁边批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同志注意。”
这个叫祁妈的人当然也很快被“找到”并关了起来。可是，祁妈只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保姆，她的名字叫孙淑珍。在她莫名其妙地被关了两年之后，专案
组1969 年10 月在《重点审查对象表》中写道：“孙淑珍，北京市崇文区南
里街道托儿所保育员。关押地点：陶然亭监狱，关押原因：给杨承祚、袁绍
英和王光美当过保姆，有参与美特王、杨、袁特务活动嫌疑，经查实，本人
历史未发现政治问题，与王、杨、袁系雇佣关系。处理意见：释放原单位。”
江青之流为迫害刘少奇随意关人捕人，由此可见一斑。
专案组关押人用了逮捕、拘留、监护、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不同名义，
但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从这些人身上逼出能将刘少奇定罪的口供。他们将
人抓来之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
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 1968 年9 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整理上报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主要就是这种逼供信的产物。
专案的本意是指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化大革命，’
中，它被作为审查、打倒干部的一种常用的方式。难以计数的干部被列为专
案审查对象，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林
185 彪、江青集团更是把专案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工具，通过设立
和操纵专案机构，罗织罪名，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干部
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刘少奇专案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这方面的沉痛教训，指出：“会议认为，
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
必须永远废止。”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李耐因
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是怎样制
造出来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
讯，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13 年前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
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张重一， 1967 年时67 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
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
他认识杨承柞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就成
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未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疽，大量
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
危，而且同刘少奇、王光美毫无关系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
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我们且看这些报告吧：
1967 年10 月24 日专案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
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
187 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
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江
青批阅同意。
就是江青批准的这一纸计划，使张重一最后惨死在病床上。
1967 年11 月9 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记述了审讯张重一这一骇
人听闻暴行的全部过程。报告是这样写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
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 月26 日张犯病情急剧
恶化，28 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7 天的条件。
至11 月1 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
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
在拘留27 夭中，突审了21 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
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切正直的人们，请看看这篇“自供”的报告吧。江青、康生、谢富治
一伙的残暴凶狠难道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什么“花岗岩脑袋”？这是他们对正直人的诬陷；
什么“拒不交代具体罪行”？因为事实根本不存在；
什么“大力抢救”，“创造了多审7 天的条件”？他们把人类救死扶伤
的医学科学，变成了追逼口供的手段！
他们不借一切，日夜逼问的所谓“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究竟是些什么呢？
记者听过两盘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实况录音。据记者了解，审讯张重一的
录音共有80 多盘。但是，后来有些被洗毁，只剩下20 盘了。就是这20 盘录
音带，成了江青残害人民、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铁证。
把若干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那将是冗长的。特别
188 是，其问有许多时间是病人的哀号声，要求“把手掰一掰”、挣扎
着要起来又被按倒的声音，有命令吃药的喝斥声，有“快说，快说”的逼问
声，以及垂危病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呻吟，等等。我们略掉这些，只记录其中
的几节，让录音带来控诉江青们的暴行吧：
录音带发出沙沙的声响，把人们带进阴森恐怖的审讯室，这里有一张病
床，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癌症的扩散，使他生命垂危；剧烈的疼痛使他呻吟、
哀号，不断扭曲身体。床头悬吊着输液瓶，扎在他手臂上的输液针管摇荡着。
几条汉子围在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