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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
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带回到已经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
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什么两样。他
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8 月5 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
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的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
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曹轶欧、王道明坐阵指挥。算起来，这已是对刘少奇、
王光美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是最残暴的一次。
刘少奇的几个儿女，也奉命参加批斗会，目睹他们的父母287
遭受凌辱。他们看到了这样惊心动人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
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
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
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造反派们将刘少奇押回福禄居前
院。一进办公室，刘少奇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愤慨地对来人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
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
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
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
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关押在福禄居前后院。看管措
施更加严格，昼夜有哨兵监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69 年刘少奇逝世，他
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8 月7 日，《北京日报》发表《篡党篡国阴
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少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刘少奇读到后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毫无根据的指
责。他写道：“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
‘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
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
“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他再次郑重提出辞职，“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
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
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
理。9 月13 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住到各自的学
校，接受批判审查。刘少奇孤零零一人被关在福禄居前院，对他的迫害还在
一步步加剧。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
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
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渊潭东北侧，有一个风景幽雅、设施考究的去处，人称钓
鱼台。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钓鱼台由此得名。金代还有一
个文人叫王郁，也曾在这里“筑台垂钓”，可见当时这一带大概鱼不少。到
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大批工匠在这里整治湖面，大
兴土木修建行宫，盖起了登漪亭、潇碧轩、养源斋等别墅型建筑，成为一处
著名的皇家园林。1949 年后，人民政府经过多年修茸建设，把钓鱼合辟为国
宾馆，用以接待最重要的来宾，作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坚持要把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她自己率先搬进来占据了地势、环境优裕的11 号楼。其他文革小组要员也陆
陆续续跟着搬了进来。陈伯达进了15 号楼，康生占了8 号楼，张春桥、姚文
元住了16 号楼，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散住在16 号楼等处，可谓各得其所，
优哉游哉！
钓鱼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
这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把个平静的中国搅得天下大乱，浊浪滚滚。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繁杂事务当中。有一件事是
他们始终紧抓不放的，这就是千方百计打倒刘少奇。
中央文革一帮人，还有林彪一伙，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
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们获得了处理刘少奇专案的权力。为剪
除后患，他们加紧从政治陷害和人
身摧残两方面入手，置刘少奇于死地。
他们首先控制了刘少奇专案的领导权。“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执掌
公安大权的谢富治，他是专案工作的前台负责人。但
帅上有帅，谢富治又唯江青的马首是瞻。 1968 年2 月22 日，他在专
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
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
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持：“要有组织观
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
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
好。”还有一个康生，他作为中央常委分管这个专案，也加入了
穷凶极恶迫害刘少奇的行列。刘少奇的命运落到这伙人手里，其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
真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刘
少奇专案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索材料。光为寻找“1929
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400 人的“彻查队伍”，调阅
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一无所获。为逼取口供，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
抓来一批人审讯，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达64 人。把这些人抓来之后，他们
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
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1968 年9 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
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 号楼江
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问题定了性。9 月16 日，她虚张声势
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
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
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林彪、康生、陈伯达也都批
了意见，林彪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
志致敬！”
1968 年10 月13 日至31 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
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 195 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
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97 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
去世10 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 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选择地补了10 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
只有9 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化
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 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
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
桥修改定槁后提交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少奇
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
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
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但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在
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坚决不举手。
这时在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已是重病缠身。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
关于专案的种种情况，他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
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为了
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曾经几次三番地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
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精神上的重重打击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使刘少奇的身体急剧地垮
下来了， 1968 年3 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 月12 日中央警卫局整理
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
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
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
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 月9 日，他的支气
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