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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林拿过本本亲自检查一遍，仍然没有。直到最后，牙医想起了一个病号，本来约14点到诊所来，结果改了期，补上吉尔伯……
杰林和皮普真叫喜从天降，一辈子也没遇见过这样的好事，竟能把我手到擒来。他们一心要快，忙叫牙医形容出我的模样。牙医说，我是比国企业家，原约27日，最后才改24日的。杰林他们什么也不说，只叫大夫不要走开。
那时候大约只有12点半光景，张大网已经来不及，只好亲自动手。1 点半钟，他俩回到牙医家告诉他说：“我们来逮捕吉尔伯。你得跟往常一样，叫他坐上手术椅，把脑袋贴在椅背枕垫上。”
后来的情况，上文已经叙述……我的人身自由就决定在那末一些细节上。人生满是偶然，而搞特工的就得要能够预料出无法预料的事情。当杰林和皮普带我上车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些。车开了，我沉默一下便对杰林说：“你真有造化。今天逮不住我，可得打完了仗再见啦。”
他兴高采烈地答道：“我真高兴，我们追你已经追了两年。凡是德国占领的地方都找遍了。”
我们一阵风似的来到索赛街，直奔四楼别动队队部。不一会儿，巡阅开始了。消息已经传遍各机关。头头们都进来看怪物。一个大胖子，酒糟鼻，见我就喊：“好了！ 总算抓住了这头苏联熊！〃 这人就是波梅尔堡，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总头目。
杰林忽然踪影全无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满面红光地跑回来，原来他直接打了电话给希特勒和希姆莱，报告抓住了“大头头”。这话真假不知，至少杰林是这么说的。他又说：“……希姆莱高兴得很，”他说，“现在可得留神啦，最好把他手脚都捆上，填在沟底里。跟这等样人打交道，谁也不敢说到底会出什么事。”
天黑下来，他们又把我带到街上，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撞上我们。街上有车等着。我的手上了铐。三个盖世太保簇拥着我，前有汽车开道，后有汽车殿后，风驰而去。到了曼纳大街，我知道要送我到弗雷纳监狱去。进了监狱，又等半小时，把闲人一律赶光。显然他们要把逮捕我的消息完全封锁起来。走过的走廊一条条空荡荡阒无一人。最后走到特犯监，押的都是“红色乐队”的人，现在也出空了．我被人推进一间牢房。门叭嗒一声关上了。牢房景致是很熟悉的：一张小桌子，一张草垫，一眼小窗。
我暗中盘算一下，不知同志们的下落如何。首先，我跟卡茨曾约会在16点。他一定等候了一阵子，不过事前也曾讲好，如果等不到我便给牙医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牙医按照盖世太保的吩咐，回答说吉尔伯先生没来。这样回答是不顶事的，卡茨明明瞧见我走进诊所的嘛。就在他在利窝里街等我的时候，盖世太保抄了他的家。
乔琪·德，温特呢？ 她没有落网纯粹出于奇迹。她等到18点光景，见我没有如约来到，便决定到卡茨家去。这不是送上门去吗？ 刚进大门，门房告诉她，盖世太保就在楼上。
她二话没说，转身溜掉。
11月24日，我一直呆在牢房里。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谁也不来照面。古怪呀！我不禁心里嘀咕，监牢里的一套，我是知道的。一般都先填表格，就跟住旅馆一样，姓什么，叫什么，脱衣搜身……
接着，许多阴沉沉的念头向我袭来，心想： “难道杰林已经骗信了情报中心，所以不必再请教我了？也许‘乐队’遭他们策反成功，红色变了褐色，机器运转得已经很顺当了？
这么一来，你被捕了，岂不打乱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肯定会了结你的账。盖世太保会一直好好利用‘乐队’向莫斯科送假情报，直到战争结束。” 尽管我觉得死期已近，可是仍然不朦胧睡去，没睡一会儿，门又嘎吱一声开了。灯光射进来，一声吼叫：“起来，走！”
走？ 走就走！重新走过一条条空荡荡的走廊。仍然是下午那三辆汽车，仍然风驰电掣。开了几分钟，车就停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没法猜出地点来。看守们下车，只见人影憧憧，窃窃私议。就在这一刹那，我确信旅程已经到头。车门开着，天色黝黑，乘机逃走罢？ 可能性很小。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追我，开枪打我。我这就是死于战斗。这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抵抗。我迟疑了几秒钟，来不及了。老爷们重上车，嘴里骂娘：“这混蛋司机，开前头一辆车的，他找不到路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回到索赛街，再上四楼。忽然前倨后恭。手铐去了。一个别动队队员，如同侍役长请求宽恕他服务不够周到似的，向我必恭必敬地说：“请原谅我们没在弗雷纳给您备饭，吉尔伯先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监狱管理处知道您去过那儿。”
噢，原来如此……
他们把我请进一间大厅，桌后坐着七个人，我只认识三个。另外四个人，据说刚从柏林专程赶到。我只认出一个盖世太保缪勒。杰林坐在正中，仿佛是他主持会议。有人请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如果有一个水杯，那就完全成了会议厅。
杰林对我说：“经过了这么一天，您也许想喝杯咖啡吧？ ”
我十分同意。热咖啡给我提了神。
于是，杰林站起来，用德语对我说话，并且故意提高了嗓门．“这样，奥托先生，您在德占区领导苏联谍报网，为情报中心局长立了大功。这都可以。现在可得把这一页书翻过去了，您输了。下场如何，您是明白的。可是请注意，人不妨死两次。头一次，我们可以枪毙你，因为你是第三帝国的仇敌，然后再让莫斯科枪毙你，因为你叛卖了国家！”
我盯着杰林的眼睛，对他说；“杰林先生……”
“你为什么叫我杰林先生？ ”他打断我说，“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怎么啦？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每一个队员的名字吗？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的一切作为吗？ 你不是承认我搞情报还有点经验吗？这就是证据嘛。”
我稍停一下，让对方的印象更加深一些，才说下去：“那末，杰林先生，这个一人能死两次的说法，你到底讲过多少遍了呢？ ”
满屋子哄堂大笑。我在这场稀奇古怪的较量中得了一分，然后接着说：“…”要说我呢，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确知道我的下场，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你讲那象征性的枪毙，老实告诉你，一点不关我屁事。真情实况迟早总有人知道。随便你怎样摘都不管用的。我于心无愧，什么都不在乎。”
杰林掉转话头，向我发问：“你不知道肯特在哪儿么？ ”
我听了放声大笑。
“我知道，你也知道，他是11月12日在马赛被捕的。我不知道你们把他关在哪一座监狱里，不过波梅尔堡这一手是跟法国警察一起搞的，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听了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问我：“你怎么会知道的？ ”
“遗憾的是你们不看法国报纸。11月14日，马赛有一家报纸，大吹大擂，宣布逮住一批苏联特务。再加你们是跟法国警察合摘的，你们就那么样相信法国警察对你们忠心耿耿，相信他们会守口如瓶？ ”
最后这句话是经过考虑的，意在让他们彼此猜忌。因为法国警察帮助德国警察最为可怕。在许多场合，盖世太保没有法国警察帮忙，便搞得不那末顺手。法国警察在战前搞过左派分子，特别是无国籍人士的档案。这拿出来依然有用。
1940年6 月14日，巴黎刚被占领，赫尔木特．诺成的别动队，便在海特利希的直接指挥下，向巴黎警厅索取“有关系的”
档案，特别是有关政治流亡人士的材料。
我想不到这一下居然击中了要害。在场的首长们顾不及当着我的面便叫杰林作出解释。这件案子在柏林是定为“国家机密”的，为什么让法国警察和比国警察插手？ 杰林为自己辩解说：这事不归他的职权范围。不管怎样，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我听说，从这一天起，别动队队员不能再在这类案件中利用法国警察了。
插曲奏完，杰林试图重新采取攻势。
“从1941年12月开始，莫斯科就不再相信你打回去的报告了……”他给我看三厚本材料。第一本大字标题： 《巴黎——红色乐队》。第二本标着； 《比京——红色乐队》。第三本标着： 《大首长案》。我这才知道这个尊称指的是我。
杰林接下去说： “第一本是1942年初在柏林译出的密电，说明情报中心不满意你12月13日采取的一些措施，认为太过严厉。”
我完全记得这一批跟情报中心来往的电报。不过，我后来毕竟向局长解释清楚，不仅危险确实存在，而且并没有排除。
然而，这位别动队长非得要充分利用他这一条理由不可。他说：“这是你在1942年夏天打给情报中心的电报，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而情报中心却是这样答复你的：奥托，你完全搞错了。我们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过是查查证件，什么事也没出。”
杰林又接着说： “你瞧，局长已经不相信你了。其实，还是你有理。不瞒你说，艾弗雷莫夫的确是在为我们工作。
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比你们强……〃 “杰林先生，比方说你们没有抓住我，现在算是内行在一起谈话，我就会对你说：别太自信，搞特工的人在这上面最犯忌。你们深信已经得到了局长的信任，可是，既然有电报为凭，那就何妨再看一看局长的另一封电报呢？ 他不是叫我到比京去找艾弗雷莫夫吗？ 他连日期、钟点，地点都规定好了。这封电报大概没有漏网吧？ 现在，请杰林先生告诉另外几位先生，我到底去赴了约没有？ ”
“没有，你没有去。”
“这怎么可能呢？ 特工纪律何等森严，谁不知晓？ 我呀，我倒可以告诉诸位，我另外收到了一封电报，叫我不要去。来电走的是另外一条线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