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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人员被捕（ 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艾弗雷莫夫，特别是肯特等人的被捕） 。我自己也从索赛街被迁到纽伊的一个住所，因为在原来的地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规律，囚犯总能适应他的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盖世太保的心脏里，我居然写出我的报告。杰林和他那一帮子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爱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继续搞他们所热衷的单独和约，企图迷惑莫斯科，从抽屉里翻出他们的老办法，搞尽那种无恶不作的暗探和挑拨者的脑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面的莫斯科已经知道底细了！
在纽伊，维克多·雨果大道拐进鲁弗雷街的转角，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头波梅尔堡为他的特别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馆，有十个房间，门面装璜着雪白的圆柱，屋前有一块草坪，屋后有个菜圃，整座建筑相当华丽。房子周围有一道铁栅栏，还有茂密的树木，路人无法看见那些显赫的囚犯。波梅尔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纳粹党人，他们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户晓的。他们对于接待过如此著名的“客人〃 引以为荣，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末任总统勒布伦，曾出任过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火十字党党魁和社会法兰西党领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政府总理卡巴勒罗。
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 “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 ”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他妈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别动队中计
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 咖啡馆，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 ，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疫有办法，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啡馆和坂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问谍人员。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头，发现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国的身份证，而是一些假证件（ 比利时，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我私下打听为什么杰林要用这种隐蔽的办法。后来，我得悉，他认为，他的人这样就可以比较不显眼，可以免受抗敌分子的突然袭击。万一遇到法国警察检查，就不至于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份……和职业。我抓住机会要求杰林让我享受同样的好处。
我对他说： “如果遇到法国警察检查，你不想因我的处境而惹起麻烦，那么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身份证。”
他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以后，每一次我们外出，伯格都给我一个身份证和一些钱，我回到纽伊就交还给他。这表明我的忠诚，这样就为我未来的活动迈出很有意义的一步。
直到朱丽叶那件事情为止， “大赌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德国人是在马上……情报中心成了他们胯下的坐骑。这是因为“红色乐队”变了颜色，变成了“褐色乐队〃 。它的七台发报机倒了戈，完全包围了莫斯科。情报中心患了色盲症，中毒愈来愈深，特别是因为收到的情报质量一点也没有降低。
另方面，德国人还完全有理由认为：哪怕接到了情报局长1943年2 月23日的回电，他们仍然不能不继续发送几个月的军事情报。那些主张同西方单独议和的人为了证明他们知道这方面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