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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奉命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我又向潘维茨解释说，“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共同事业”，我认为有必要不违抗这两个人，并跟他们走。他们让我登上一辆汽车，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在离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坐上了火车，到瑞士边境去。我又说，我趁我的看守一时不注意，在伯桑松车站投寄了这封信，并且将继续告诉他事情今后的发展。在附言中，我劝潘维茨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伯格，因为，不管怎样，他即使进了药房，也无补于事。
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后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 “让先生动了手术，需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码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走……走……但到哪里去呢？ 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杰尔曼的寄宿学校。潘维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们逮捕了和监禁乔琪的许多亲友，有比较亲的，也有比较疏的。
在布鲁塞尔，她的父母亲和好几个朋友受到惊扰。他们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知乔琪的儿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条消息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他们得悉乔琪曾经在克利希广场的一个舞蹈学校学跳舞，便到了那里，从她的一个女伴丹尼丝那里知道帕特里克在圣杰尔曼。
盖世太保越来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我在徐雷纳还不到三天，便接到那两姊妹的电话，告诉我来了一个人，说想把什么东西交给温特夫人（ 乔琪） 。从她们的描述里，我认出这是肯特。他成了别动队的褐色军师，在调查的所有紧张关头，我都将发现他。过了三天，又有一帮“好奇的人”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当中，还有卡茨！ 我逃跑以后，潘维茨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别动队队长梦想通过卡茨就可以追踪到我这里。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这个恶魔试用诡计：他让卡茨打电话给他妻子，约她在巴黎紧急会面。赛西尔明知道她丈夫从1942年12月便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她也知道自己不断受到监视，如果不干的话，就会遭到报复。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电话接了。
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同卡茨会面，发现有个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只能按潘维茨的指示办事，但是仍然想出办法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赛西尔，他对她说：“我的朋友们对奥托的命运很担心，他们等侯着他马上回去。”
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