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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总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还那么年青。我说：“这不可能，他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给流放到别处，或者在那列火车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人道报》去，因为那里有名单。人家告诉我说； “不，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单，啥也没有，但是，应该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头一个礼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看见一个少女。她问我是不是包利奥尔夫人。我说：“是的。”这个少女问我： “我能进来吗？ ”我说：“请吧……”于是，我请她坐下，她便问我： “你丈夫被捕了吗？ ”我说：“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点犹豫，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个伤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夫……”当场，我就把她赶了出门，这个女人！不可能，这种事情。但是过了两个钟头，她又回来了。她说： “对不起，请听我说……”于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给我，简单地对我解释说：这里有我丈夫最后的一封信，有他的结婚指环。信里面还有一张证明条子，是那个牧师拿来的。你知道，这个德国牧师，他在弗雷尼，常到牢房里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他一直跟到巴岳坟场，拿回这张证明条子，在那上面，他写上“无名氏，法国人，枪毙于8 月12日。”这时，我再也没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时候，——个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但是，我还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想：“也许是弄错了吧。”只有看到了尸体，我才能死心。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许。我们便去巴岳，到那里时，只知道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枪毙的，一个是比利时女人，一个是法国人。
打开了棺材，还有那一天我带去的衣服。这是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就是他！……
“红色乐队”所有被捕的人，除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由潘维茨亲自主持审问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国。
乔琪·德·温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里，她居然同苏珊·斯巴克取得了联系。然后于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东车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玛格丽特．芭尔扎和她的两个孩子。潘维茨亲自指挥开车，并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儿子，小帕特里克就要遭殃。潘维茨这个讹诈恶棍，直到最后一秒钟，不失其本色……
载运乔琪的那列火车，第一站停在卡尔鲁克。雷塞是该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我在前面说过，他在巴黎被革职后，被任命担任这职位。他得到了乔琪到达的通知。大概出于一种体贴的意愿吧，他来看乔琪。作为问候，他重申了潘维茨的威胁。乔琪从监狱熬到集中营。离开卡尔鲁克后，到过莱比锡，拉文斯布鲁克，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这就是她走过的苦难历程。
肯特给逼到墙脚下，无论他转向哪一边，他都明白自己失败了，输了。如果我逃脱盖世太保之手，他知道我就会揭发他背叛。从别动队方面来说，自从我被捕以来，肯特是为虎作伥的忠实奸细，奴颜婢膝的打手，但也不能指望得到好一点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为了争取最后开恩，办法并不多，摆在他前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倍卖力，向主子献媚，施展出最后解数，证明自己害人的本领。
他的最后一招最为严重，远远超过其余的。
1940年底，情报局长要求我调查一个人，名叫瓦尔德马．奥佐尔，外号索利亚，过去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个前立陶宛将军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共和派作战。虽然情报中心怀疑这个人同维希方面有瓜葛，但仍然希望试探一下 ’有没有可能同他合作。我答复说，经过调查，这个人不具备各项安全保证，建议放弃。肯特很清楚同情报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他本人曾译出那些密码电报，包括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复。
杰林却对奥佐尔发生兴趣。我嗅到了别动队队长的阴谋计划，便设法不让他找到这个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几天，潘维茨找到了奥佐尔的踪迹。肯特居然能同他见了面。这就惹起了大祸。他同意介绍肯特认识勒金德尔上尉，这是米特里达特情报网以前的领导人。勒金德尔太缺乏警惕性，以为是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打交道，就把法国抗敌战士的一份名单交了给他。随后，在肯特一再要求下，勒金德尔还同自己的组织一道提供了盟军解放地区的军事情报。这是肯特搞得很成功的一手。潘维茨乐得飘飘然，表扬了肯特干得出色。
至少，我想潘维茨是会这样做的。勒金德尔问肯特为什么苏联那么想知道这些情况，肯特就回答说，英美参谋部不愿在情报方面同红军合作，由于彼此不配合，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尔上尉的情报网来弥补这个缺陷。
不错，肯特确实不愧是个十足的别动队队员，这个衔头是他自己挣得的，他干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维茨的感激，所以是不会给干掉的。头头会记得，就在卷铺盖的时候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因此，他有理由象在相片中表现的那样，就在解放前几天公然在库塞勒街公馆大门前趾高气扬。
巴黎起义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滚蛋了。别动队的人挤进了塞满了行李的汽车……有一个人跳到看门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讲出来，小心你脑袋！”
这就是他，这就是肯特。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历克斯就到梅尼街来找我。我们急于到库塞勒街别动队所占据的那座私人公馆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气中醒来了。我们穿过市区，情况是动荡的。到了利窝里街，战斗正在激烈展开。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马上向游击队员打听情况，他们正在同德国人交火。
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最后顽抗。枪声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响起来。但是，这些年青人，胳膊上缠着臂章，衬衣大大敞开，露出胸膛，脸容消瘦，表现出他们坚决要结束压迫的意志。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奔来，要肃清占领军的最后残余。他们有大批手榴弹，就是不会使用。
我们这些战士从地下回到了阳光下面，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们！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过去从事地下斗争，围剿敌人，现在能同敌人面对面打一仗，高兴极了。他临时充当军事教官。他的示范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国人设置的障碍给炸掉了。
再远一点，我们参加了德国国防军总部周围的战斗。到了协和广场，在克里戎旅店附近，又发生新的战斗。最后，直到下午了，我们才到达库塞勒街。别动队离开那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走进潘维茨和他的刽子手们的巢穴。我们的同志曾在这里遭受残酷的折磨。我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小心地往前走，这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要看到什么是恐怖的真面目。他们走了，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仓促逃跑的。办公桌上捕满了文件，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什么都烧掉。地窖，牢房里，以前一直关着囚犯，地上还撒着腐烂的稻草。我们走进旁边的一个浴室。浴盆上，地上，墙上，血迹斑斑……他们就是在这里行刑的！ 在二楼的画廊里，同样是大片的深色血印。我们走上三楼：有一间房子的桌子上，放着盖满密码的纸张。毫无疑问，艾弗雷莫夫工程师就是住在这里的。看门人证实了我们的猜想：他随同别动队离开了巴黎。
我们收拾了找到的所有文件，对这罪恶渊薮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物证，敌人兽行的这些无法抵赖的罪证，我们都送到了莫斯科去。
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你背后给你一刀。如果说，这位潘维茨先生在逃避审判而逃跑之前，留下个定时炸弹，或者布置几个武装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干掉，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苦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 月5 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