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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建议在克里米亚地区重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区。
他们遭到逮捕，并被控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分裂。斯大林逝世并没有丝毫改变犹太人的处境。1955年初，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备忘录。我写道；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清除以后，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由于得不到答复，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备忘录。我相当痛心地看到党内有些犹太老党员并不愿意支持我的行动。犹太局的领导人是我在共产主义大学时的老师，当时讲授共产国际史，他读完我的报告后哑然失笑：“亲爱的朋友，你干什么呀！你刚刚才出了监狱，恐怕又要回监狱去了！！”
我一点也不开玩笑地回答说：“至少，这一次我是知道我为什么入狱的！”
1956年底，我在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受到党的理论刊物总编辑接见，他对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尼基塔·赫鲁晓夫阅读过你的四个备忘录。但是他也接到了许多其他犹太人士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你的观点，认为无需重新建立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戏剧、报刊、学校等等。在苏联，犹太人已经完全归化了。
如果恢复过去的状况，岂不倒退了吗？ 总之，我们也许要在党报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最后采取决定。”
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开展讨论，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但是，我知道的是反犹太主义继续泛滥。
回到波兰，重新踏上我亲爱的国家的土地，再见到诺维·塔尔格，我祖先的故乡，在我被囚的岁月里，我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活下来的。我一得到释放就表示过要走的愿望，但是人家告诉我说还要等一等（ 第一批人是在战争刚结束后就返回波兰的） 。我是1957年4 月接到好消息的：我获准回到波兰去。我是个幸福的人……
我同波兰党领导的接触是很鼓舞人心的。
1956年秋（ 这是“波兰的十月革命”） 在哥穆尔卡推动下，政权实行自由化，结果是明显的。我所遇到的领导人向我保证他们要把犹太民族这个集体长期保持下去。 4 月7 日，在我逗留期间，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发给各级党组织一千通令，规定反犹太就是反革命，必须开除出党。党领导保证帮助犹太集体保持其少数民族的地位，同时向归化了的犹太人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这个政策我是完全赞成的。
党的领导人参加华沙犹太区起义的纪念活动，我觉得是这种新意志的一种表现。当波兰军队合唱团同犹太集体的合唱团一起用意第绪语唱犹太游击队之歌时，我为这种不分彼此的精神所感动，觉得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我回莫斯科接我的家人。1957年秋天，我们全家到了华沙。我首先访问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诺维·塔尔格。我到那里去，心情之激动是可以想象的。
诺维·塔尔格变了。在那里建立了全国最大的皮鞋厂，有几千工人。但是我出生的那个区还保留着小街小巷，我在那里遇到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记得特雷伯一家。我到基地去，那里一个老仵工告诉我诺维·塔尔格的犹太人是怎样被屠杀的……
这是1942年的夏天……一列货车进站了，放出了盖世太保的一帮子屠夫来，估计有几百人……城里的所有男人都被集中起来，塞进火车，向奥斯维兹开去，五十几个年青人给送到一个锯木厂去，那里缺乏劳动力。妇女和儿童则给赶到坟场……
“请看，”那老人告诉我说，“在这个地方，纳粹强迫受害者挖自己的墓坑，然后用机枪扫射……我还记得，有些人当时还活着，掉到坑里去，后面不断倒下来的尸体就把她们压在下面……”
看墓的人准确地数给我听，我家里有哪些人被送到奥斯维兹，哪些人死在坑里。
在这次屠杀中，有几十名犹太人侥幸地活下来，战后，他们回到诺维·塔尔格，但又遭到匪徒杀害。这些匪徒拿起武器反对新政权，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屠杀犹太人。
听了老仵工的叙述，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决心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波兰的犹太人小集体。我成了意第绪文出版社的社长。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唯一的犹太出版社。以后，我又被选为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我们的努力包括几个方面，我们出版一份日报和一份文艺周刊。我们还主办一个国营剧院，一个历史学会，还在三十五个城市成立了年青人的群众俱乐部和供销合作社。
当时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有二万五千到三万人，其中一部分已经完全归化了。我们的组织包括有九千名成员。政府和党从政治，精神和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是反犹太主义的遗毒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肃清的。有一个叫皮亚塞斯基的人战前曾领导过一个最反动的党，现在据说是苏联的特务，又重新捡起了老狂热分子的旗帜。然而，从总的方面来说，发展是很明显和顺利的。年青人对老的口号是格格不入的。官方的教会在天主教徒中对反犹太主义的复活进行了斗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我生活在他们当中，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几年。我全部时间都用来完成我在犹太集体内担任的职责，但是我觉得莫克扎尔将军在党领导内影响的扩大是个不好的兆头。在执行我的任务时，我开始遇到困难。我们这些波兰犹太人感觉到要是克里姆林宫内不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处境就会继续动荡不定。
这些日子是宁静的，可惜只是暂时的。有时我想最好出本书，叙述一下“红色乐队”的历史……我手头上有一些关于我们情报网活动的文件，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全都是敌人方面写的，歪曲了事实真相。1964年，我读了一个日本作者写的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书。他完美地掌握了人物丰富多彩和复杂的性格，我认为这本书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
我怀有强烈的愿望也想试一试，并把我的打算告诉了波兰的负责当局。但人家对我表示这事还嫌过早，而且最后须要经过审查。后来，我更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我一家人都在华沙，因此我不可能是个真正自由的作家，例如，我怎能提出柏尔青将军被清洗的问题，或者提出德苏条约的问题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吉尔·佩罗。
1965年10月15日这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在我的意第绪文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工作。有人通知我说有个法国作家想见我……由于我出版过法国犹太作家的几本书，我还以为可能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一个年青人，相貌和蔼可亲，眼光坦白直率，有点腼腆，走到我跟前。他告诉我说：“特雷伯先生，我现在写一本关于‘红色乐队’的书……”
我望着他，觉得很有趣：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的话，那就请吧。”
实际上，我根本不相信这样年青的人能够掌握这么复杂的一部历史。看到我的反应，他明白我一开头就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因此，他就递给我一本书，上面有他的签名，然后，显然是要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他说，“瞧，这就是我最近写的一本书，请你看看。”
书名是：《J 日的秘密》。
我们约好了下个星期一再见。
这一天是星期五，我离开华沙，好安安静静地看这本书。
书上有一条题词，是邱吉尔的一句话：“在战争中，事实真相应该有云云雾雾来护从。”内容是叙述英国情报机关准备在诺曼第登陆的活动。我一口气把书读完。毫无疑问，作者是有能力写一本“红色乐队”的历史大书的。
到我们第二次会面时，我喜欢他和信任他了。我久久地听他叙述他如何在两年的时间里进行调查研究，很快我就觉察到，这个情报网的局外人所能了解到的东西，他都知道了。
他耐心地找到了见证人和仍活着的人，参考了档案文件，跑遍了欧洲，居然查清了“红色乐队”的历史真相。我们谈了两天，谈的都是他所知道的事情。显而易见，他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你能否给我谈谈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时间还没有到，以后就什么都可以说了。但不瞒你说，到时我打算自己来讲……”
我又说，由于身在波兰，因此我透露某些事情总要受到限制。分手以后我担心我的话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后来，吉尔·佩罗又问我愿不愿意阅读他的手稿。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对这部著作负责任，但是我请他在书出版后到华沙来看我．以后，他来了，胳膊下夹着他那本书。
我知道《红色乐队》这本书得到很大成功。几天之前，法国航空公司驻波兰的经理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想一想，我在离开巴黎到华沙前一小时才买了这本书，不读完这本书我真的不想走了！”
我同他一样感到兴奋，通过这些篇幅，我又象回到过去我们惊险的年代．我满意地看到书中的叙述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热情，慷慨、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充满兄弟情谊的人写的书。关于我在波兰的童年时代，关于巴勒斯坦和我早期在法国的经历有一些出入，但都无关重要。
吉尔·佩罗正在我家里作客，电话铃响了：“我是《政治》周刊（ 中央委员会的刊物） 的总编辑。
你知道不知道法国刚出版了一本关于‘红色乐队’的书，十分畅销？ ”
“知道……”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最后再来谈呢？ ”
“我不希望你们的刊物……”
“我们怎么办呢？ ”
“这好办，作者就在我这里。”
第二天，我们到《政治》周刊编辑部去参加讨论“红色乐队”的问题。原定要执笔的副总编辑病了。《政治》周刊到1967年6 月17日才连载吉尔·佩罗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