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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办，作者就在我这里。”
第二天，我们到《政治》周刊编辑部去参加讨论“红色乐队”的问题。原定要执笔的副总编辑病了。《政治》周刊到1967年6 月17日才连载吉尔·佩罗这本书的片段。几天之前，哥穆尔卡发动了反犹运动。于是一反惯例，这篇连载没有由波兰各报转载。
毫无疑问，吉尔·佩罗这本著作的发表，为我们情报网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他花了三年的光阴去写这本书，从警察的档案和往事的阴影中，把“红色乐队”重新翻了出采。多亏了他，全世界得悉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壮烈事迹，他们为了全人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再多说这本书在西方所得到的成功了。对这本书在东方引起的哄动，大家知道得少一些。在东方，这本书从来得不到出版的机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时代，这本书本来是要出版的，但是俄国的坦克到得太快了！） 。
在波兰，我看到法文版本来回传阅，读者之多，连书页都散开了。
吉尔·佩罗的书，主要功绩是让专家也好，广大群众也好，都了解“红色乐队”的真实情况，冲破了纳粹和冷战散播的谎言，冲破了抗战的壮丽神话对我们这个惊险经历的排斥。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舒齐·博伊森组的幸存者，如科学院副院长海恩兹·谢尔，又如格雷塔·库霍夫都发表了证词。1969年8 月，《世界论坛》周刊发表了文章，标题是《红色乐队的报务员》，大大称颂了佩罗的书。民主德国的教学电台为我们的情报网编排了专题广播，题目是； ｛ 大首长捉弄了盖世太保》．在苏联，关于“红色乐队”的历史也有形形色色的报道。1968年12月，我在莫斯科遇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希望就“红色乐队”写一本书，我妻子于1969年底阅读了手稿。但这本书却从来没有出版。有一些书是由唯命是从的人写的，却只卖出数千本，例如《忘记你的名字》和《锁上的屋子》。有一份周刊用这个题材，一连几个月，，刊登了一篇连载。 就在波兰，“红色乐队”也终于从无声无臭之中出世了。1969年底还为柏林组的一个领导人阿当·库霍夫举办了展览会。 1970年9 月，我同我妻子在海边度假，突然看到一页报上的标题：《让·吉尔伯通知了情报局长） ．这是佩罗那本书的选篇，结尾提出这个疑问：让．吉尔伯出了什么事呢？ 他今天在哪里呢？ 这篇稿是一家通讯社发的，刊登在各报上。波兰当局同意澄清围绕着让·吉尔伯这个人的疑团，但是继续在利奥波德·特雷伯身上扔上一铲又一铲的土，这个人就是吉尔·佩罗向全世界介绍的。
当然罗，特雷伯是犹太人，而让·吉尔伯呢……
第九章 最后的战斗
1967年6 月17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毫无节制地攻击犹太人。中东的六天战争刚刚结束，哥穆尔卡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口号：“犹太人集体就是第五纵队”。内政部长莫克扎尔将军指挥着一个空前猛烈的反犹运动，在报刊、电视台和工人集会上全面展开。
1968年春天，华沙大学生的示威给当局提供了新的借口，重新为泄了气的运动打气。他们硬说，犹太学生在警察和波兰大学生之间挑起冲突。攻击矛头集中在我领导的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千百名犹太大学生被开除出大学。老党员给逐出党。莫克扎尔策动所谓“自发的”示威，叫喊： “犹太鬼滚到达扬那里去！”这种歇斯底里大发作，就差没有发动一次小规模的屠杀犹太人运动了．是的，战争结束二十多年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波兰。
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集中区，犹太人受到纳粹野蛮的摧残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严重。现在，虽然那里的政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反犹太主义却在这个国家死灰复燃了。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很快就变成公开反对波兰犹太人的情绪。情况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政府想尽办法要消灭犹太人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是符合当局内心深处的想法的（ 以后，我吃了苦头才知道我是个例外） 。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申请签证的话，莫克扎尔将军无疑会十分高兴批准犹太人集体的主席出国的。我的大儿子米歇尔没有工作，头一个走了．我的另一个儿子皮埃尔是个电器工程师，以前就被指责为“大学生带头闹事分子”。于是，他退回了党证，申请签证，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亲是个瘫痪病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诉她说：“我深信在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是要和好的。在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些波兰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单列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走……”
我的三儿子埃德加是俄罗斯文学博士，可是所有大学都不让他工作。他经历了许多困难，最后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要选择什么道路是很清楚的：应该重新投入战斗．我就反犹运动问题向哥穆尔卡递送了备忘录；当然得不到答复了。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机会给我带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把我送到个与世隔绝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剥夺了儿子，又不能为犹太集体工作，尽管这个集体有灭亡的危险。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个可疑的外人。1968年春天，我辞去了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的职务。除两人外，其他的理事都仿效我的榜样．1970年8 月，我要求波兰当局准许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复……
但只是在十个月以后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体内容是法律第二条第四款．两年来，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复都是这一条．由1971年3 月起，我六次写信给内政部长，五次写信给党的第一书记，六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最有意思的是内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复，引用了法律第九条第四款，说政府可以采取决定而无须说明理由！ 我的固执激怒了波兰领导人，他们一有机会便与我为难……
1971年6 月，比利时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来波兰拍制一部关于“红色乐队”的纪录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记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们正在拍片，突然来了几十名便衣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两个保安上校亲自指挥作战，他们一定自以为是在战场上吧。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审问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无聊得很。比利时的记者被没收了器材，然后驱逐出境。但是临走的时候，他们看见露芭和我被押上一辆汽车，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肯定我们是被捕了。于是，一到了布鲁塞尔，便马上向国际舆论发出呼吁。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们放了，但是继续监视我们．我们的麻烦方兴未艾．我们成了警察调查时“特别受到照顾”的人……
在审问我们的时候，有人来查看我们在扎科帕尼租的住宅，他们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在我们旁边，楼上、楼下的住宅，在整个大院里，在对面的大楼、街道两侧，无处不是保
安部门的人员。一眼就可以把他们看穿，他们日夜监视着我们。附近的灯火通明，通宵达旦。还有，我们一出门，就有大队人马紧跟在后面．要是我们想到诺维·塔尔格的墓地‘去，保安部门的人员就比我们先到达那里……我们所受的这种待遇继续了十天之久。我们回到华沙去，深信不疑我们一到马上就会被捕。在出发之前，露笆居然躲过我们的看守的监视，邮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国外的朋友。在火车上，我们的车厢两头都有人把守。在华沙车站，我马上发现了来接班的人马。当我们向一排排出租汽车走去时，有一位先生走到我们跟前，活象个开电梯龄，问道：“我把你们送回家去好吗？ ”
“不，谢谢，我们自己走，”
但是，我们一坐上出租汽车，就过来一个人自作主张，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诉司机……我们的住址，就差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一直搬到我们家里去了。不用说，我们的住所已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搜查，好象用梳子梳了几遍。由于这些事件，我心里很不痛快，眼看着人家在我们房子周围加强监视，十分反感。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就卧床不起。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起床。但是，我刚刚把听筒放下，警局的一辆救护车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屋前，警笛齐鸣。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护法神又不见了。我到中央委员会去提抗议，负责保安事务的人接见我．他假仁假义地安慰我：“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他对我说，“我们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时电视台的那些人事前没有申请批准……”
这是一个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断地监视我们，刁难我们，却叫我们不要介意！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接到了警报，对我的命运很担心。吉尔·佩罗赶到华沙来，但是看到的还是自由自在的我。因为，波兰当局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让表面上过得去。但是我并没受骗。对于莫克扎尔这一帮子人来说，我是个嫌疑分子，是敌人，是反革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罪名……） 。1971年12月，内政部再次拒绝给我签证。我把内政部的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们。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吉尔·佩罗，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维尔科，弗拉迪米尔·波兹纳，雅克·马多尔，范范尼夫妇等在马塔拉索律师家里开会，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把我从波兰搭救出来。特雷伯委员会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二天的报纸广泛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