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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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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占据这个岗位。”
  相反,列宁却强调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苏联政权保存了列宁的遗体和著作,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忠实。托洛斯基贬斥流放,而斯大林却掌握了政权。
  我越想越狐疑,激动,只好细读党史,重读后几年的苏联报纸,想搞清楚一些问题。我当时发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岁,就在那一年,报纸上才出现“天才”呀,“伟大领袖”
  呀,“列宁的继承人”呀,“一贯正确的导师’呀,等等头衔。
  无限度地引用这些头衔,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是原来反对派的头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科夫,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大林,想他忘掉他们曾经胆敢反对过他。1929年,党内已经没有派别。反对派已经失败,头头们重新占了负责岗位。布哈林当了《消息报》总编辑拉狄克当了《真理报》的主要编辑和斯大林的外事顾问。
  列宁生前,党内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跃。开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会议,党员很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民主交锋,往往相当激烈,却给党以活力和团结。自从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机器,连老布尔什维克也不敢反对上面的决定,连议论也不敢议论。有人心怀惨痛,金人缄口。有人则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斯大林咆哮说;“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党,同时开始了所谓干部轮换制。陷阱的门户已经敞开,革命的生命力都将从中落入深渊。为首的当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当选的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几年内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党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凭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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