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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飞机作为国家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当时对蒋的溢美赞颂之词数不胜数，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篇名为《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说中华民族原本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绵羊，在风雨中挣扎，任凭豺狼虎豹的蹂躏。就在那时，昔日的星星已变成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它的照耀下，中华民族恢复了以前的信心和期望，不会再畏惧一切，而是同心协力，目标一致。那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就是蒋介石……当然，蒋的“光芒”并不是照耀到全国各处，也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泽”，因为蒋统治的区域也不过是在长江下游一带。但就那时而言，“蒋介石正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不可丧失的民族领袖，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前已是这样”。当“西安事变”发生时，“据说孩子们不能入睡，士兵们悄悄流泪，文盲们为无法从报纸上获悉来自西安的最新消息而苦恼。但是，当蒋获释时，国内充满了一片宽慰和喜悦的气氛。欢快的示威者上街游行，爆竹声在空中回荡”〔4〕。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公众的反应在蒋被关押期间，是极度的焦虑和关切，在他被释放后又是极其宽慰和欢悦，这进一步确定了蒋的普遍威望，支持了他在政权内的独裁权力的上升”〔5〕。要求处死蒋的激进者毕竟是少数，而多数的保守者则主张和平解决。倾向中间路线的《大公报》在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中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张学良早已反复申明：“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些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6〕
纵观“西安事变”的始终，我们在为几个关键人物的正确选择而拍手叫好的同时，也要看到正确选择背后的推动力量。“西安事变”的发生本来就是激进的、冒险的。假如蒋介石被乱枪射死或者绝食而死，失去权威领袖的存在，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日本……当然，这也是张、杨二人最为担心的。激进的同时，保守却占据了上风。张学良在传统政治文化观中的臣民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护送蒋到南京，也可以说正是因“犯上”而采取的“负荆请罪”。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话，那么事变的和平解决应有更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值得竖起拇指称赞的。值得称赞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同时有共产党，当然也应有蒋介石。
社会心理中的惟权威主义虽然是民主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某些方面也是保守的代名词，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特定的历史作用。在民族危难时期，恰需要权威领袖的存在，来调动各种力量，保家卫国。然而在和平时期，正如同真理与谬误的一步之遥，惟权威主义也往往会导致疯狂的个人崇拜，同时封建专制主义也会随之重现。
注释：
〔1〕《西安事变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3〕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页。
〔4〕（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8页。
〔5〕（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7页。
师道尊严？
？ 尔 建
这个词什么意思，以前曾问过人，语焉未详，现在用它做题目，也就豁然了。此处的师道尊严，倒并非硬扣《礼记·学记》中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而是从其俗解，亦即为师之道，尊严而已。但，这与其是什么师道；不如说是一个秘诀。它告知每一个为师者，在学生面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贵与庄严，这样会使学生产生敬畏之心。敬则服，畏则从：如此为师，便是得道。
不禁对它有点感冒，因为这种尊严除了做作，而且是建立在“师尊生卑”的等级基础之上的。说来我们素有尊师的传统，古有“天地君师亲”之说，又或谓“天地君亲师”。无论师在亲之前还是亲之后，总之是上了排行榜，这就了不得。与君相对的是臣，与亲（父）相对的是子，与师相对的就是生。在这样一种捉对关系中，后者服从前者，乃地位使然。因此，把师放在这样一个语境里，也就不难触到师道尊严的真谛。按照孔丘的逻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这里，也只能是“师师生生”了。“师不师，生不生”，孔丘见了，会大喝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为何？有违于礼也。
“礼”是个什么玩艺？我用玩艺来指“礼”，不免有点失敬。孔丘周游列国，劳其一生，为的不就是这一桩事“礼”么？在他眼中，礼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但一旦说破，礼也不过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等级秩序。孔丘是鲁人，鲁之先祖，是为周公，这礼最早为周公所制，叫作周礼。周公制礼无非是把人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不要动，一动就乱了纲常。故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政治统治的“礼治秩序”和“差序格局”。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礼的内部毫无平等可言。我们今日频频张扬“礼”，似已忘却了它的本义。看到的只是你和气，我和气，大家见面笑嘻嘻，学生一声“老师好”，这叫礼貌。甚至我们还为自己的民族是“礼仪之邦”而自豪。然而，一旦穿透这些表象，洞悉一下“礼”的实质性内容，哪怕只是稍微深入一点吧，我们也会止不住打寒噤的。
师道尊严的最后依凭正是这个礼，礼为它的成立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少时鲁迅初进三味书屋，一进门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这跌跌冲冲又敷敷衍衍；究为哪般？原来他是学生；学生这个地位决定了他见到老师非行礼不可；否则无礼。尽管他内心又未必愿意，但不愿意也不行。礼貌礼貌，由礼决定貌。你处在什么样的礼位上，你就只能做出什么样的面貌。生之礼对乃师当持谦恭之貌，什么垂首而立，什么程门立雪，否则你就有违弟子之礼。因此，正像“君之仁”对应于“臣之忠”，“父之慈”对应于“子之孝”，“师尊严”对应的则是“生谦恭”。问题是“尊严”与“谦恭”虽然对等，但不平等。
或问：为君者尚且仁，为父者亦见慈，为何这做师的却一板面孔、尊严当头呢？这可能是对传统中师的地位认识不足。师在血缘之外所以能厕入“天地君亲”的座次，正在于它的作用就是对这种血缘等第的维护。孔丘为维护那个“礼”，则炮制了一个“仁”，以仁的教化让礼深入人心，所谓“仁以辅礼”。如其字，仁所讨论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确定下来推广开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准则当然是以礼的等第为转移。由于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尺度，那么人而无仁则非人，而一旦心中有仁，其行为也就自然合礼。两者配合得多好，一点血腥也没有。孔丘是把仁作为人之为人的必具品德施与教化的，因而他不愧为中国第一个“德育教授”。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本质上也正是这种为礼服务的“德育”。你瞧“教”这个字，它的构形就足以说明问题。下面我不妨权宜性地就这个字来一次“说文”。教育是一种文化，这已由它的反文旁所表示，但这种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呢？正是左边的“孝”。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儿子”，因此孝的本义即儿子服从老子。看看历史，儒文化长期教育我们的不就是这个孝道吗？它甚至教导天下的儿子们在挨老子打时还要掌握尺度：“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后者为的是不陷其父于不慈，可谓孝之至矣。由于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家不过是国的缩影，而国也就是家的扩大，它们两者是同构的。因此，国家国家，对君主来说国就是他的家。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推广到国家中也就转化为君与民或臣的关系。君不是称民为“子民”吗？臣对君不也自称为“臣子”吗？为子须尽孝，为臣则尽忠。此之谓忠孝两全。设若不能两全，当然也只能忠字当头，孝在其中了。由此说来，中国社会是一种伦理社会，中国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教育也是一种伦理教育。“礼”作为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系统，孔丘的学说就是要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伦理准则。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实质，也是“师”的地位为后世统治者所看重的原因。孔丘后来果然被帝王们奉为“万世师表”，祖师爷如此，“师”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如果说连皇爷对师爷都要敬让三分，那么师爷自己又岂能“高开低走”。您再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不摆白不摆。
摆什么摆？不就是个教育为政治服务吗？除此之外，你孔先生还会个啥，会种庄稼还是会植园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师表？再说，按现代的职业观点，师只是职业一种，作为谋生方式，它仅是一个饭碗，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资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摆谱恐怕还真轮不上师，原因很简单，生是师的衣食父母。你孔先生办的是私学，假如颜回不来，子贡去矣，你的“束脩”就无从保证。别说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话，一旦无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
当然这并非是说“风水轮流转”，学生反成了上帝，这，同样不平等。我的意思是，在追求现代平等的意义上，“尊严”这种传统的师道应当予以打破。说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