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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百多年的沉寂，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继天主教士之后来华宣教，他们和汉语言文字变革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大量翻译《圣经》。除文言文和“浅文理”译本之外，还有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各地土白的《圣经》，影响极大，不仅《圣经》本身得以流行，许多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也因此学会了用罗马字来应付日常生活〔5〕，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一批民众教育家基于改良思想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闻风而动的先是福建人、早期制造切韵字母的文字改革家卢憨章，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夏腔）》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卢氏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地位，这样既可以通过它学习汉字，将来也可代替汉字。
由于清政府和改良派的支持，发明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士层出不穷。这些作俑者都生活在厦门、上海、香港、天津、杭州等通商口岸（卢憨章为福建同安人，住厦门；蔡锡勇为福建龙歙人，沈学为上海人，力捷三为福建永泰人，王炳耀为广东东莞人，居香港；吴稚晖为无锡人，王照为直隶宁河人，居天津；劳乃宣为浙江桐乡人，居杭州），他们要么是清廷出使外洋的大臣、干员，要么是和传教士日夕往来而深通西文的学者，要么是派往西洋的留学生，对西洋语言文字的了解倍于从前，这就有可能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在整体上考察汉语的得失，比如在借鉴西方拼音文字探索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就普遍认为汉字不好——要求注音系统的帮助，本身就是不好的证明。1898年8月，卢憨章的同乡林络存以“字学繁重，请用切音以便学问”为由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林氏认为采用切音字以后，汉字可“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财力”。《传音快字》（1896）的作者蔡锡勇，《盛世元音》的作者沈学，都对汉语言文字提出了严厉批评。
站在最新获得的西方语言立场反思中国语言文字，还不限于语言学专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5年成书，其中就专门谈到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但后来汉语汉字的进化恰恰违反了“由繁趋简”的规律，变革在所难免。康氏轻易不肯示人的《大同书》更谓“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简易，便于交通者足矣”，繁复的汉语汉字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必须厉行改革，“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不仅中国语言文字必须做这种改革，其他国家也不能例外，将来大同世界，“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维新变法的另一健将谭嗣同在《仁学》（1896）中也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就明确提出了改革汉字的主张。
189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出版，显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各国语言文字演变大势的了解。黄氏比照西洋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提出了言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要求，直开“五四”先声。1898年，裘廷梁在他创办的中国第一份通俗报纸《无锡白话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更加明确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黄、裘二位所据知识背景乃至思维方式，与后来胡适之等人已非常接近。
也是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建中的《文通》。该书不仅在学术上认可了此前的汉字改革者们在与西方语言对比下反观汉语的基本思路，而且也正式奠定了将中国语言纳入西方语言学范畴的认知框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思维方式。胡适在二十一年之后做《国语的进化》和《国语文法的研究法》（1921年合为《国语文法概论》收入《胡适文存》卷三），特别赞扬马氏懂“比较的研究法”，“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尽管有许多语言学家批评马建忠过分依赖西洋文法来分析中国文法，但他们指责马氏方法论的同时，似乎并不警惕这种方法论所潜藏的显然不是马氏所独有的西文为优中文为劣的思想。
1904年4月，严复《英文汉诂》出版，该书《卮言》反复申说一国的统治者仅仅掌握本国语言文字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别国语言文字，才能提高“民智”而有益于国家：“今日东西诸国之君与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他还批评了某些认为“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的观点为“近似得半之说”：“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未闻徒尊重其语言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假道于*1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表面上，严复只是阐明“移译”仅仅是权宜之计，只是强调学习西文、直接阅读原著的重要性，但由他这位翻译大家、古文殿军说这番话，无异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汉语汉字的威严与自足：中西方“语言接触”一旦发生，中国人再也不能像汉唐翻译佛经那样，始终坚守母语本位的立场了。
在中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中，比较中西文字优劣，成为一时风气，徐珂《清稗类钞》就有一则作者不明的《中外文字之比较》〔6〕。青年王国维翻译耶方斯（Jevons
W。S。）《辨学》，因耶氏认为辨学（逻辑学）乃研究“表思想之言语者”，王国维为了以中国传统“名辩之学”与耶氏对话，就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而每每发生中国语言文字不足用的感慨。王氏后来作《论近年之学术界》及《论新学语之输入》〔7〕，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显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而“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乃是继“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的第二次语言大变动和思想大变动的征兆，但他希望这一次的翻译西书、输入新学语，成绩应该比翻译佛典对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这确是王氏过人之见。
在西方学术界，中西语言比较随着最初的中国热很早就兴起了，但西方学者比较中西语言与文字，并不总是像黑格尔那样倾向于贬低汉语言文字，比如威廉·冯·洪堡特根据他对汉语言文字间接的接触，不仅不认为汉语言文字比起西方语言文字有什么特别的缺点，相反倒是有西方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8〕。比洪堡特更早肯定中国语言文字的有莱布尼茨〔9〕，而比洪堡特稍晚的则有美国人欧内斯特·范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其《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1908年）反复论述中国语言文字比西方语言文字优越。此说后来被《学衡》派所重，作为对他们自己的支援〔10〕。
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显然是在另一种心境下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的。对他们来说，在和西方语言接触之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汉语本身的问题，其意义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此跳出了自古以来封闭自足的汉语世界，在汉语之外寻到一个充满威势与希望的新语言作为支点，从整体上打量业已成为对象物的母语。在这种打量中，母语的神圣权威就彻底打破了。
青年王力著《中国古文法》（1928）时即敏锐指出，在中国，所谓语言比较的方法，实际上超出了文法学家的范围，而演变成一种判断好坏的态度。胡适1920年12月作《国语文法的研究法》，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之重要，严厉斥责非议马建忠的陈承泽所谓“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的主张，因这主张反对包含着或者说必然要得出好坏之判断的语言之比较。“比较的方法”，在胡适的话语结构中，本来就是“评判的态度”。胡适1919年12月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认为“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评判”既然已经是一种态度，分别好坏当然就是惟一目的。在当时普遍受挫的心理作用下，一有比较，即生优劣之论和批判之想，也很自然。到了晚清，“中国文字，才在外国文字底相形之下，被认为改革运动上的莫大障碍，改革中国文字本身的种种方案就不断地产生了”〔11〕。这是合乎历史真相的叙述。鲁迅在写于1934年的《关于新文字》中也以追记往事的口吻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着没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会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难。”
现在学者们往往注重十九世纪中西语言文字大规模接触对汉语言文字内部结构产生的影响，比如语法的欧化，字汇的激增，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建立等等，而很少触及在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接触”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母语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这是描写语言学不屑问津的，却是发生在主体思想意识内部的变化，它必然反过来影响描写语言学为自己规定的描写对象。
下篇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母语的基本否定态度
正是在这股由比较中西语言文字之特征进而评判其优劣高下的思潮推动下，产生了对汉字和汉语极其猛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