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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居正从本真上，是一个“贵乎自我”的人，倾心向往“竹林七贤”那几个人“有谤牍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的气概（《七贤咏…序》）。他只要一得手，就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才不管你同代人、还是后世人怎么说三道四。
徐阶把他作为“图穷匕首见”的一个人物，在最后拿了出来，以挽回自己招揽高拱的失败，是个大智慧。但徐相公决然想不到，他一下子就为大明帝国放出了一头潜在的雄狮！
要让张居正赶快入阁！
这是徐阶头脑中电光火石的一闪。这位老先生，现在的思维完全集中在具体的人事问题上了，其实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人事问题、权力分配的问题。至于主张什么东西，倒成了其次的。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不过是为拿到权力的一个手段而已。
徐阶目前最看重的，恰好是张居正所具备的人事上的条件。首先，他跟李春芳——目前的次辅——是同科进士，李是状元，张是二甲九名。同年，成绩又都很好，两人彼此服气，会相处得很好。不至于两个接班人在内阁里掐起来。
其次，张居正和高拱都曾是裕邸的僚属，在国子监和修《永乐大典》时搭档多次，高拱不会抵触，张居正的进入可以很顺利。
三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关系微妙。两人有过一段情谊不假，但高拱这人心高气盛，没有真正把张居正当个人物。以他看来，张居正才具平平，辈份又晚，根本不在自己的这一档次上。当个副手，还可以。别的，看不好。
张居正和他交往，是忍让的时候多，压在心里不说而已。高拱对此一点也察觉不到，但是徐阶却看出来了。而且徐阶对两人水平高下的评价，与高拱本人完全相反。徐阶看张居正，其才干、胸怀、气度，无一不比高拱强。把张居正收进内阁来，由他来制约高拱，是决无问题的。否则，我老徐一退，靠一个好好先生李春芳根本压不住高拱，说不定还会被干掉，那样的话晚年就别想平静了。
明代的官员薪俸都极低，官员不受贿是活不下去的。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自己种菜吃，冬天披着被子御寒，那是疯子所为。贪污受贿，人人心知肚明。但是政治上不能倒台，一旦倒台了，贪贿就成了个问题；不倒呢，就不是个问题。
退休，也就是失权。失了权跟倒台有点类似，万一人家借什么风潮追究起来，就会有尴尬。因此，退休了，台上也得有自己的人，作为防火墙吧。这就是徐阶从张璁、夏言、严嵩的结局上悟出的道理。他要跳出这个宿命的怪圈。
他在执政的最后这几年里，主要考虑的事儿，就是选人。
老官僚，看人往往凭直觉，这次他完全看对了。以张居正的能量，对高拱岂止是制约？人们不会想到，低着头做人的汉子一旦爆发起来，会有何等惊人！
因为老马失过一次蹄，这次他徐阶小心多了。在引进张居正的问题上，他当然也要卖个人情，好为自己的将来做铺垫。但是前次的教训是要吸取的，所以这次他的行动不露声色。
他开始频频地去探望张居正，表面看来，只是欣赏他的才干。我，嘿嘿，不过是个老伯乐而已。
张居正当然感到欣喜，知我者，徐公啊！两人之间的走动，从这一年的夏季开始频繁起来。《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的“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当是指这一阶段。
张居正在这一年，已从裕邸讲读“升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成了翰林院院长了。这个“学士”，是个五品官，品级不是很高，距离入阁的资格还差得远。且看这高高的龙门，他将怎么来跳？
徐阶自有办法。
他是皇帝身边唯一的肱股大臣，嘉靖的情况他心里有数。从这年8月起，皇帝看上去要不行了，自己已经在安排后事了。把那个一块儿玩火烧了房子的尚美人赶紧封为妃子。眼看要上西天了，唯有美人忘不了。
秋来，好歹熬过了六十大寿。嘉靖不能相信，春秋还正盛着呢，又求了这么多年神，怎么眼看着黄泉路近了呢？
嘉靖迷信丹药不是一般的痴迷，几乎是生之唯一意义。他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骤然君临天下，生杀予夺了一辈子，天下也还算是承平，就欠一个长寿了。
吃丹药，让他遭了不少罪，还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猪都不想吃的野草。为理想，付出的代价外人不可想象。仙药都是他召来的方士们献的，人可疑，药更可疑。服了以后，急火攻心，“火发不能愈”，身体彻底垮了。
10月，他挣扎着去万法坛祈祷，老天又捉弄他淋了一场冷雨。回来就彻底倒下了。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躺在西苑的嘉靖熬不过了。徐阶很着急：以前武宗就是死在大内之外“豹房”的，没法向后人交代。好在皇帝已经没有意志了，太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急急忙忙抬回大内，寿终正寝。“崩”于乾清宫，圆满解决。
人总是要死的，但皇帝死了，人民总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宫里一片忙乱，人人都像死了父亲一样。这时候，徐阶的位置就凸显出来了。
嘉靖先后有过三个皇后，被他吓死一个，废掉并“幽禁”死一个（别人不能再用了），还有一个他眼看着被火烧死，却没有让人去救（就是把无辜的曹端妃给杀了的那个方皇后）。此刻宫中等于没有主人，徐阶在这几天，暂时代替了全国人的“父亲”，请裕王入宫，办丧事，继位，“改元”，尊老皇帝庙号为“世宗”。时候都进蜡月了，太紧迫。
这次改元，是将“嘉靖”年号改为“隆庆”。转过年，就为“隆庆元年”了。不到半个月，换了新天，在有明一代里是最快的一次。换皇帝时，按例是等第二年元旦改年号，旧年号有时还要用很久。这次是逼到年跟前了，说换就换了。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顾命大臣执笔，但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讲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平反，活的要起用、死的要抚恤；对方士“查照情罪各正刑章”，也就是要杀要判；“斋醮工作”（原文如此）等劳民之事，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廷和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全都给废掉了。这次的情况很相象。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五品官来掺合。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几乎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终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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