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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是从没有玩过虚的。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自是始知军令”——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最为天才的是他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蒙古骑兵锐不可当。戚继光临阵时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则骑兵突出厮杀，车辆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不一忽儿，队形就大乱，纷纷溃散。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本书前面曾经讲过，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
猛士出燕山，万里尘埃静。
可惜的是，按照中国哲学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后代，专从军务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胃口，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以为自己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向你摇尾巴的，那是猪头领导，
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为前代所未有。戚继光一个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16年，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时间，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斩敌酋张摆失于边境。隆庆四年，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泰宁部的炒花汇合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李梁成又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梁成又是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类似这样奔袭200余里斩首数百级的战例，在这里不可能逐一尽数。
这一幕幕景象，为大明边关百年来所绝无仅有。
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披靡。土蛮精锐全没了惯常的威风，被杀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昔日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
这里面，也有几次战役是张居正亲自筹划的，但能够在前线取得如此惊人战绩的，非李成梁莫属。张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屡次请旨为其加官进爵，并不吝惜封赏
李成梁的战绩，也使万历皇帝大为开心，曾为此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在张居正的数次提议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后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荫锦衣指挥使（子孙可任此职），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能独当一面，且屡有战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犹如铁打的堡垒雄踞辽东22年（至万历十九年），威震绝域，鞑靼各部望之无不心惊！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异常。于万历十年，在镇夷堡设下伏兵，将来犯的速把亥斩首，灭掉了这个骚扰辽东20余年的心腹大患！
天赐勇将与大明，亦赐良相与中国。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功绩非凡，标炳史册。《明史》本传在写到他的功绩时，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说：“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但正像所有的王牌都有其丑陋的背面一样，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份，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无人能够制止。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辩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被严嵩害死的锦衣卫官员沈炼曾有诗咏及，至为沉痛：“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感怀》）
草民读史至此，则有许多感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真不是善良人创造的。军队本该保民，区区平民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镇辽之功而无其他，也许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圣贤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无所不在。
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只瞒过了高高在上的阁部。地方督抚若有异议，一概被他排挤而去。当时也有言官交章弹劾，却奈何不得他。
张居正对这个桀傲不驯的武夫，当然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这样的猛将，可抵雄师百万，不是随便哪个就能取代的。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若李大总兵实在闹得不像话，张居正也决不给他好脸色看。恩威并用，把这个家伙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万历三年五月，李成梁脑袋不知转了哪根筋，听到风就是雨，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一时竟拿不出办法来。连万历皇帝也被惊动，屡问张居正：“虏情如何？”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