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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二十世纪俄国的KGB、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和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所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恃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底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并不姓洪。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底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叫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的，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的莞尔一笑。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以为应作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job）。巡查长的公开职务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违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应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常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一个叫做‘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并且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个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国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就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
【笔者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一手档案，和二手报导，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就看到甘乃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页六四 ─一四五‘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三月二十一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中山还有个想法，是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后来的林彪，他如能学会周恩来的本领，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伟大领袖蒙主恩召之时，你不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接班’了吗？何必小不忍而乱大谋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他也是个列宁式的英雄。为着革命倒袁，啥鸟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