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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看到莱姆的脖子上有块粉红色的伤疤。这是识别瘫痪者的标志——呼吸机导管插进喉咙里长达数月后留下的伤口。有人会依赖呼吸机好几年，有人甚至一辈子再也离不开它，但是莱姆——感谢他骡子般强壮的体格和医生的大力治疗——在发生意外后没有多久，就和呼吸机彻底摆脱了关系。他现在用自己的肺呼吸，就算在水里憋上五分钟气也没有问题。
“这么说，你是颈部受伤。”
“第四颈椎。”
“哦，难怪。”
第9节：自主神经异常反射
第四颈椎是脊椎伤害的不设防区。脊椎伤害如果发生在第四颈椎以上，十有八九会造成伤者死亡；若发生在第四颈椎以下，伤者的四肢可能还能保留一些活动能力；但如果恰巧伤在臭名昭著的第四颈椎，即使伤者能够侥幸存活，也几乎已全身瘫痪。莱姆的四肢就已经丧失了运动功能，腹部和肋间的肌肉也大多消失，只能依靠横隔膜维持呼吸。他只剩头部和脖颈可以活动，还有肩膀能动一点点。惟一值得庆幸的是，那根倒下的橡木梁柱放过了一小股运动神经，使他左手的无名指还能活动。
意外发生后那一年像肥皂剧般的情节，莱姆对医生省略不提。整整一个月的颅骨牵引：用钳子夹住钻孔机在头上打眼，将脊椎拉直；十二个星期的颈椎固定架——用塑料护托和铁架环绕住头部，保持颈部不动。为了维持肺部运作，先插了一整年的大型呼吸机，然后又换成横膈膜神经刺激器。无数次导尿。无数次手术。麻痹性肠梗阻，压迫性溃疡，低血压，心脏缓搏。褥疮引发溃烂，肌肉退化导致挛缩，差点夺去他宝贵的手指活动。还有折磨人的幻痛——他竟然在毫无知觉的部位感到难以忍受的灼热与疼痛。
然而，他只告诉伯格最近困扰他的麻烦：自主神经异常反射。
这个问题近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头痛加剧。一些简单的原因，比如便秘，都会引发自主神经异常。他说这根本无法预防，除非避免任何压力和身体上的压迫。
莱姆的神经康复指导专家彼特？泰勒医生已经开始关注到这种异常反射发作的频率。上一次，大约一个月前，这一症状发作得非常严重，因此泰勒医生教给汤玛士一些应急的方法，可以不必等医生到来及时采取措施。并坚持要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设定在电话的快拨键中。泰勒警告说一次严重的发作足以导致心脏病突发或中风。
伯格对他的状况深表同情。他说：“在我进入现在这行之前，我主攻的是老年整形外科，遇到的大多是骨盆或关节复位之类的问题。我对神经学了解得不多。你复原的机会有多大？”
“零。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莱姆说。可能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快，他又补充说：“你明白我的问题，是吧，医生？”
“我想是的。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莱姆摇摇头，甩开几丝下垂的头发，说：“每个人都有自杀的权利。”
伯格说：“我恐怕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在大多数社会里，你或许有自杀的能力，但没有权利。两者是不同的。”
莱姆发出一声苦笑。“我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我甚至连这种能力都没有。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
林肯？莱姆先后要求过四位医生为他实施安乐死，他们全都拒绝了。于是他说，好吧，我自己来。便开始最简单的绝食自杀法。但是这种慢慢饿死自己的过程，竟然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折磨。绝食导致他剧烈胃痛，还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头痛，让他睡不着觉。最后他只好放弃。在这段过程中，他和汤玛士有过一次极其痛苦的对话，他请求汤玛士杀了他。这位年轻的看护眼含着热泪——只有此时他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情感——对他说，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做得到。他可以坐在一边看着莱姆死去，可以强忍着不在紧要关头救活他，但他实在没办法下手杀了他。
后来，出现了一个奇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在《犯罪现场》一书出版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他。其中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引用了作者莱姆亲口所说的一段话：
“不，我没有写下一部书的打算。事实上，我的下一个大计划是杀死自己。这是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一直在找人来帮我这个忙。”
这番刺耳的话引起了纽约市警察局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他几个老朋友的注意。尤其是布莱妮（她说他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到死，他必须停止这种只考虑自己的念头——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还有，既然她已经来了，她想就应该告诉他她正准备再婚）。
那段话也引起了威廉？伯格的注意。一天晚上，他主动从西雅图打电话给莱姆。经过一阵愉快的交谈后，伯格提起他读过那篇关于莱姆的文章。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问：“你听说过‘忘川协会’吗？”
莱姆听说过。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追踪的“前安乐死”团体，一个比“安全通道”或“毒芹协会”更积极的组织。“我们的志愿者是从全国数十个希望接受自杀帮助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伯格解释说：“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伯格说他会持续跟踪莱姆的情况。在此后的七八个月里他们通过电话交谈过好几次，但伯格一直拒绝马上行动。今天是他们首次见面。
“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去吗？只凭自己的力量？
过去……
“像基恩？哈罗斯那种方法？没有。而且我觉得那种做法也不大牢靠。”
哈罗斯是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年轻人，因为全身瘫痪而决定自杀。在找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最终用自己惟一能够采取的方式结果了性命。凭借他仅存的一点活动能力，他在公寓里放了把火。火烧起来之后，驾驶着轮椅冲进火海。他死于三度烧伤。
这件案子经常被支持安乐死的人提起，做为反安乐死法造成的悲剧案例。
伯格很熟悉这个案例。他充满同情地摇摇头。“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死去。”他评估莱姆的身体状况，看着那些电线和控制板。“你的这些机器都有什么功能？”
莱姆向他一一解释这些电子控制设备——用无名指操纵的“埃弗斯和詹宁斯”控制器，用嘴控制的吹吸式控制管，用下巴控制的摇杆，还有可以把他对着机器说的话转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的计算机读写机。
“但是这些东西都得需要由别人设定？”伯格问：“比如说，必须得有人去枪械店买来一把枪，把它装好，打开扳机，然后连接到你的控制器上？”
“是的。”
这会让协助自杀的人产生同谋犯罪的罪恶感，就像自己亲手杀人一样。
“你的装备呢？”莱姆问：“它们管用吗？”
“装备？”
“你用什么东西？对他们，恩，做那件事？”
“哦，它非常管用。我从没有听到一个病人抱怨过。”
莱姆眨眨眼睛。伯格笑了，莱姆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你不能嘲笑死亡，那你还能嘲笑什么？
“给你看看。”
“你随身带着？”希望顿时在莱姆心中绽放。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温暖的感觉。
第10节：我必须小心
医生打开手提箱，取出一瓶白兰地、一小瓶药丸、一个塑料袋和一根橡皮筋。莱姆在一旁看着，觉得他的动作相当讲究。
“那是什么药？”
“速可眠。已经没有人再开这种药了。以前自杀要容易得多。用这小东西一了百了，没有问题。现在，想用新出品的镇静剂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像酣乐欣、利眠宁、当眠多、先安诺……你可能会睡上好长一段时间，可最终还是会醒来。”
“那个袋子呢？”
“奥，这袋子。”伯格拿起塑料袋。“这是忘川协会的象征。当然，是非正式的，我们不可能有会徽标志那类东西。如果药丸和白兰地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会用到这个袋子。把它套在头上，用橡皮筋扎住脖子。我们会在里面放上一点冰块，因为过不了几分钟里面就会变得相当热。”
莱姆无法把目光从这三件道具上移开。那个塑料袋很厚，像油漆工铺在桌面上的油布。他注意到那瓶白兰地很便宜，那瓶药也很普通。
“这房子不错。”伯格四下打量着说道。“位于中央公园西侧……你还有收入来源吗？”
“不多。我偶尔会为警察局或联邦调查局做些顾问工作。出事后……负责施工的建筑公司赔偿了三百万美元。他们赌咒发誓说他们没有责任，但显然法律里有一条明文规定，只要原告耷拉着口水被推上法庭，瘫痪者控告建筑公司的案子就自动胜诉，不管错在哪一方。”
“这本书是你写的，对吧？”
“写书让我挣了点钱，不太多。这本书是所谓的‘长销书’，不是‘畅销书’。”
伯格拿起一本《犯罪现场》，翻了几页。“著名犯罪现场，看起来都是讲这些。”他笑着问：“总共多少个犯罪现场？四十？五十？”
“五十一个。”
在意外发生后，莱姆开始写作此书。凭借尽可能的回忆和想象，他在脑子里一一重游纽约许多旧犯罪现场。那些案件有的已经告破，有的至今还悬在那里。在书中他写到位于五点区的老酿酒厂，那座声名狼藉的老房子，在1839年一个很平常的夜晚，有十三起互不相干的命案几乎同时在那里发生；还写到查尔斯？奥布里奇？迪肯，此人在1863年7月13日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当时正值南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迪肯宣称凶手是一名被解放的奴隶，使白人对黑人的仇视更加激烈；
书中有发生在老麦迪逊广场公园戏院顶楼的建筑师斯丹佛？怀特的三角情杀案，也有著名的柯尔特法官失踪案，还提到了50年代的炸弹狂人乔治？摩特斯基、盗取“印度之星”宝石的冲浪手墨菲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19世纪的建筑材料、下水道、厨师学校，”伯格翻着这本书念出声来：“同性恋浴室、中国城仓库、俄罗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