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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高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事了”。普齐又走回他的工作岗位——装裱桌子，他的观众又来了，他们吸烟、聊天。士兵们很高兴，这一切再一次顺利地过去了。
这一天也许能和平地进展到深夜，童话般的故事又在继续了。
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有过许多幸运，但是这么多幸运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们不能为了实现和平而违反所有的战争规定，于是一致同意，从明天开始结束友好聚会，像刚才玩过的把戏太明显了，到一定时候会无法控制的。在无人区，黄绿的军服和灰色的军服混合成一种颜色，无人区是属于大家的。
这对科堡和波默罗伊当然很合适，然而像“老马”那样视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今天英国人所经历的，也许明天德国人也会碰到，至于科堡是否也能在最后时刻侥幸逃脱，有谁知道。波默罗伊知道那些严厉的惩罚，科堡也知道，警告虽然是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但内容是相同的：禁闭、军事法庭、死刑。战场上还是应该肃静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难道肯定没有聚会了？这样吧，晚上聚会肯定行，天黑了以后，大本营里的军官先生们不会再费那个劲过来看了。只要大家保持安静，他们也就不来打扰。为了保证也让他们的指挥官留在大本营，英国人让德国人明天无论如何将金鱼放到英国人后面去，作为刚才受命进行夜间巡逻的战利品。科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普齐觉得有点冤，因为他是专业杂耍演员；至于那些金鱼，英国上尉会付他钱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服从命令，他的少尉都已经接受了波默罗伊的建议。
军官们在用英语交谈，他们谈得很融洽，对形势的基本分析，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双方都很清楚，结束阵地战还遥遥无期，因为无论是这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好久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了，而且由于双方之间的僵持局面，也不会很快就有决定性胜利的。双方的军队都很强，在宽广的战线上粉碎对方的进攻绰绰有余，但是用来最终一举占领对方，军队又太弱。有时只有在某些个别的战区才能做到，有时这边的军队获得几米的土地，有时那边的军队获得几米土地，接着又像鼹鼠一样地挖战壕；然后对方又开始攻击，于是一切再从头来一遍，每次攻击后，有变化的只有一点：躺在双方战壕之间的死者数量。
波默罗伊发现，按他的看法，一年以后的形势仍然会像现在这样糟糕。“明年的圣诞节还是我们部队的人和你们的西部萨克森人，或者说那些还留着的人在这里腐烂。”科堡对这一痛苦的分析表示怀疑，他估计，战争会早一点结束的，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可是，万一他所尊敬的这位敌人说得不错；但愿他们还都活着：“我希望我们俩在下一个圣诞节能再见。”
一年以后，1915年圣诞节以前，在巴塞运河边，波默罗伊已升为上校，成了营指挥官，有1000人听他的指挥，他们的对面还是来自哈勒的萨克森人。这一点英国人知道，因为在一次夜间巡逻无人区时，对面有一个人落到了他们手中，从军服上的标志可以看出他是属于哪个兵团的。被俘虏的人不会说英语，波默罗伊不得不通过翻译对他审讯，问他德国的机枪藏在什么地方、狙击手掩蔽在什么地方。这些是军事机密，必须保密，这个德国兵很有礼貌地笑笑，表示十分遗憾，不能帮波默罗伊的忙，因为在被抓获时，“他失去了短时记忆”。
波默罗伊突然问道，他是否认识一个名叫科堡的少尉，他现在怎么样了。
好运气。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俘虏一下子能很好地听懂并说英语了。他说科堡已升为少校，说完就不吭气了，他显然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他对面的人是不是去年一起搞停战的那个英国军官？英国人点点头，好像也想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波默罗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不化妆的德国人，“你是普齐，杂耍艺人，是我买下了你的金鱼。”
审讯以皆大欢喜告终。杂耍艺人虽然还是在形式上被看守起来，但他已经好久没有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向这些看守士兵每教一个纸牌戏法，就可以得到饼干或葡萄干布丁之类的奖赏。正如故事中所写的，他“像一只获奖的猪被喂得肥肥胖胖的”。当平安夜德国人提着灯笼站在他们的防卫墙上唱歌时，这个俘虏在英国阵地上自然地用德文一起唱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波默罗伊挥动着一条白色毛巾，走上最前面战壕的防卫墙，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是营指挥官了。他向对面大喊“圣诞快乐”，而且这一祝愿是专门送给科堡少校的；马上返回了“也祝你们圣诞快乐”的答复。双方军官跟一年前一样，在半路上，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他们互相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没有继续单独待着，但只允许那些在1914年对和平行动已经有了经验的士兵、知道怎么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人应留在战壕里，先看看所谓的联谊是怎么回事。明天还有一天的和平，我主耶稣的和平日子。
现在早就没有像1914年圣诞节那么多男儿见面和握手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阵亡。普齐又拿出他的道具，这次他不用金鱼了，他变出了一只小鹦鹉——这鹦鹉又是哪里来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从上次圣诞和平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围着一个炮弹坑，拉成一个圈跳起了舞，唱起了《我们围着桑树丛》。接着英国人把科堡举到肩上，高声唱着《因为他是快乐的好小伙》；德国人也举起了波默罗伊并唱起《生活万岁》。
两个军官用颜料把自己描画起来，要是他们的上司看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准会笑他们像乌鸦。一个英国人把这一切都拍成了照片。被拍进照片的人已拿不到照片了，拍照的人虽然第二天就将胶卷寄往英国去冲印，然而2周后，当印好的照片寄回来时，收件人已经躺在地下了，邮件未经打开退了回去。
冬天的下午天黑得很早，趁天还亮的时候，波默罗伊和科堡要解决他们战场上最紧迫的事情，用泵将泥浆水打到排水沟里，叠上新的沙袋。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可以静心地做这一切，不需要每做一步都担心被子弹打死，这有多好啊。
明天早上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堡在回去的路上被一个英国士兵的子弹击中，在德军的铁丝网前倒下了。刚刚被大家抬着欢呼的英国军官的誓言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停战也就被这背后的一枪射死了，萨克森士兵们大声疾吼，朝离他们不远的敌人开火。英国士兵纷纷逃命，回到他们的战壕，只有他们的上校没走。他跪了下来，好像对这混乱无动于衷，又好像他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他抱住了科堡的头，叫德国医务兵过来，几米远处就放着一副担架。等两个德国人小心地把他们的指挥官抬到担架上，波默罗伊站了起来，很快转过身来，对他的部下喊了几句简单的命令，让他们保持安静，留在地下掩蔽部，千万不要开枪。他陪着两名将科堡抬回阵地的医务兵，为了表示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举起了双手，留在战壕边上，闭上了眼睛。理应这样：他要让这个开枪的英国士兵亲自来道歉，“承认自己是不听他命令的胆小鬼”。他的勇气感动了萨克森人，尽管他们将他俘虏，按规定蒙上他的眼睛，但没有把他押走，而是把他带到正在接受军医治疗的少校那里。科堡受了伤，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波默罗伊留在他身边，直至他醒来，向他道歉，是一个士兵违反命令向科堡开了枪。科堡接受了他的道歉。
按少校的命令，波默罗伊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阵地。战火熄灭了，一夜都很安静。这件事情就被当作了意外事故，本来今后几天仍可继续他们自己开辟的和平，然而波默罗伊和科堡的冒险故事已到处流传，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这秘密进行的友好活动也就告终。上校被撤职，从前线被拉走，因搞友好联谊活动而被告上军事法庭，法官虽然判他有罪，但没有定他死罪，宣布由于他有失身份的行为，5年内不许晋级，这对波默罗伊已经不重要了，一年后在一次向德军战壕进攻时，他头上中弹身亡。他在敌方的朋友科堡少校是否比他活得更久，是否活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整个故事是罗伯特·格拉弗斯——其实应叫罗伯特·冯·兰克…格拉弗斯——编写的。他的母亲阿马莉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侄孙女。格拉弗斯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战争在他们脑中再也挥之不去。罗伯特·格拉弗斯于1929年用《向一切告别》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忆战壕里的日日夜夜，并不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治好”。
格拉弗斯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逃脱责任，就像对待那些战争发动者一样，他同样无情地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人一起走上法庭。《向一切告别》确实是一次向一切的告别，同时也是对盲目爱国主义、对男子义务和英雄荣誉这种混乱感觉所作的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他和其他诗人——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鲁珀特·布鲁克——就是被这种义务感和荣誉感拉上佛兰德战场的。和他们待在战壕的德国难友一样，大家开始还在幻想战争的一种意义，因而就写诗，但诗歌诞生于醒悟，有的醒悟得晚一点，有的早一点。
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