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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鸡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煤埽炖锘共煌５赝铝髯趴谒６降哪前敫觯悄兄魅耍窬＃皇怯械愣乩锏幕罨鼓芨伞Ｄ羌依铮畔裱拇捕济挥小Ｏ裾庋募彝ィ不共凰闶悄侵肿罨档模心蔷癫∈裁吹模碌暮⒆樱膊皇遣。褪遣小？戳巳萌诵睦锔裢饽咽堋５艘蝗号幻靼祝裁丛谂┐逵姓饷炊嗟牟恍壹彝ィ残硗粒饫锏囊搅铺跫追敝秤泄匕伞！�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一零零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的法国梧桐。到处是林立的高楼。这些年来，陵州的变化是很大的，城市在一天天地变高。繁华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漂亮干净的人们。他们衣着整齐而时髦。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城市的人们是多么干净啊！
城市给他的感觉很好。全然不像在乡下。在那个沟墩乡，除了工作之外，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消遣的地方。很多时候，他或是陪着苗组长，或是一个人在晚饭后，在运河堤上散步。乡下很宁静。太阳把运河的水映得红红的，堤上那些柳树细长的柳枝在风里轻轻地摇摆着。鸭子还在河里觅食。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放着音乐或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街上的一些孩子在快乐地追逐、打闹。一些人在看着他。他能看得出目光里的敬羡。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