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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于胸，不曾有半点马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态势发生明显逆转，同盟国将取得最后胜利已被明眼人看得分外清楚。1942年2月张伯苓致函蒋梦麟和梅贻琦，“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徒自速其败亡，我与同盟国之最后胜利为期当不在远；而我抗战停止之时，即我三校复校之时。展望将来，弥感兴奋。关于敝校复校事，拟先做人事上之准备。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较之敝校战前相去悬殊，将来复校必感才荒。前此因无急需敝校遂未多聘新人，兹为复校计，不得不有所增聘，以为复校之准备。先生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且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区区之意，定可赞助”〔3〕。其实，早在此前南开已开始招贤纳士，而南开在人事上稍稍有所举动也会引起北大、清华学人的关注。1941年8月17日，冯文潜在日记中写到：“访宗岳（即邱宗岳），宗岳说昨天老饶（即饶毓泰）来谈到请人事。宗岳兄说，南开不行，无劲。饶说，听说你们现在很活跃吗。文院还聘史学教授。岳兄对我讲，这倒是对于南开一件好消息。至少还不至让人看不起，说我们完了。”〔4〕同年，9月1日早晨，杨石先来找冯文潜，并送上陈序经来函，“其中有致坚（即黄钰生）一信，谈许烺光事，云‘弟意将来文学院缺人才，人类学与历史关系较密。或者将来历史系可以加以人类学与人文地理’”〔5〕。这一点认识虽是陈序经个人意见，同时也反映了冯文潜、黄钰生等人的普遍共识。后来成为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的陶云逵，也是一贯强调边疆研究要重视历史与人类文化学的结合，而他全力投入南开边疆人文研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陶、冯、黄、陈等人确实有着共同的研究志趣和方向，这种共识就为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有意思的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建立占尽当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她的建立可谓担负了战后为南开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建基铺路的使命。南开能够顺利开展边疆研究计划，确乎是个机缘。一者，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石屏至佛海的铁路，决定拨款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筑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族风俗、语言和地理环境。当时的云南省建设厅厅长龚仲钧、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等人与张伯苓交厚，深信南开大学能够承担此项工作，所以同意拨款南开，以资助研究。二来，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者也正为复兴南开大学做着筹划工作，而借此机会不但可以推动南开的学术研究，进而扩充人才，亦可以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造福边疆。而联大社会学系的陶云逵，由中央研究院转来的邢公畹，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的相继加入，更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注入了学术的活力。
说到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领导者，除了主持研究大计的陶云逵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就是冯文潜。陶、冯二人一个主持研究工作，一个负责后勤工作。他俩一个干劲十足，学术上毫不马虎，“刚毅”之气甚盛；一个沉稳内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却都能倾全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其实，冯文潜在筹建研究室时用力最著，对研究室的贡献并不亚于研究室内的各位同仁。“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6〕除此以外，在研究室成立之初，为开创研究条件，冯文潜不辞劳苦的奔忙，采购笔墨，租借房屋和用具，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终于在西南联大西门外的新校舍附近“落地生根”。虽然冯文潜没有具体参与边疆人文的研究，却是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灵魂人物。1944年1月，陶云逵因病去世后，冯文潜便成了研究室同人的主心骨。此后的三年间，冯文潜依然默默地为邢、高、黎等人做着“幕后”工作，虽然困难不断、压力不减，但是用冯自己的话讲，“有一个知心的庆兰（即邢公畹），有一个可爱的国彬，什么都担得起，担子根本就不是个担子了”〔7〕。
说到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工作的学者，付出的艰辛最大，开创的事业最新，调查的成果丰富，心系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人们深入边疆地区，抱定了投入和牺牲精神，进行开创性工作，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潘光旦在为费孝通《鸡足朝山记》的序中，曾提及陶云逵的勤奋，“云逵有似从前所称的轩使者，到处采风问俗，他兴趣最博，对任何比较有意义的景物，都要作细密的端详，详实的记载，到一处，记一处；我相信如果他生活在三千年前，能和周朝的旅行家姬满结伴同游，而合写一本游记，结果一定比徐霞客的还要周到”，“云逵在西南边疆游迹最广，是一个‘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人”。作为陶云逵的同事和学生，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等人的调查足迹也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而且他们大都单枪匹马的从事工作。黎国彬先生曾回忆当年调查时的经历，那时“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学术调查实际上成了一场探险考察。在前往元江等地期间我染上严重的热带病，一连多日，反复发作，不能行走。病情略好之后我又让当地人抬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慢慢前行，十分艰难。当地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到处肆虐，不时听到和见到死人之事，的确十分危险”〔8〕。在专业学术圈子之外，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将关注的目光投射给这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因为无人注意、物质条件艰苦和简陋而放弃研究。“中国学者投身于田野调查，从基础资料的搜集做起，开始对中国各民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意义在于表现出学者们的民族自尊，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务实有效地从事中国民族学研究。”〔9〕
抗日战争时期的连天烽火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影响学人们致力学术的平静心态，以及健康的研究风气。1943年9月，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杨成志致函陶云逵，细陈中山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状况和研究条件，并极力邀请陶云逵移砚中山。杨在信中讲：“在弟意想中，若能得如吾兄者肯来敝所任教，将来人类学组更可得到伟大之发展，而且现在中大各学院（文、师、法、理）有许多门人类科学课程，未审吾兄住久昆明想变换环境否？大概坪石生活程度比昆明便宜得多，每人必需生活费（食住）月约五百元，教授薪金（正薪四百八十元）照目前计算，月可得三千元左右，由昆来坪可由校补助旅费四千元，未审尊意如何？若本学期未能抽身时，由下学期起亦无妨，总望吾兄决意变换环境，其余当可商量的。”不过，陶云逵并未因此半途废弃南开的边疆研究工作。不见“利”思迁者，并非陶云逵一人。1944至1945年间，南开大学获得两个赴法国深造的名额，学校本意派黎国彬前往，但黎先生却想继续搞自己钟情的研究，表示割舍不下科研和教学，拒绝了这个很诱人的机会。黎先生在如此机遇面前，尚能泰然面对，心态平静，不放弃自己的学术志趣，确非今日一些学人所能比肩。再说到学人间的切磋交流，当年，费孝通和陶云逵二人同在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分属不同的学术派别，各有自家师承，研究方法和侧重的理论不尽相同，却在共处的四年中着实地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即便是后人考察二人的一段交谊，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学人之间健康无邪的人际和学术关系。没有文人相轻之气，没有派性上的党同伐异，没有片面的诋毁贬低他人研究的语言，而是“表现出对其他学派的兴趣，肯定其他学派的长处。这种学风对中国民族学更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10〕。在民族学研究上，陶云逵较为重视历史学的作用，他运用民族学理论来分析历史文化问题，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通常能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考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知灼见。他这种对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的考察和历史传统的研究，正好弥补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学“功能学派”的一些研究不足。陶云逵与另一位民族学学者吴定良讨论人类学问题时，也曾表示“虽学过体质人类学，奈因兴趣改变，今后恐不能致力此道，前集材料，兄如需要当奉赠”，并建议吴“关于我国种族源流支派问题，体质与文化双方研究均极重要，吾人异轨同趋，希若干年后，对此问题能获较清楚之答案”〔11〕。吴定良对此见解也深以为是。当时学界中这种互求真知，不以己私而垄断学术资源，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攻讦的学术风气，曾令费孝通感慨不已。他在《逝者如斯》的后记中曾经写到：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2004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当下学术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失范”行为，力求扭转学风。此项规定立意甚好，可是，反过来想想，学术研究本是学者个人行为，单凭一纸规范来约束学人，统一个人“表里”，似有可笑之处。如今的大学往往需要明星来装点门面，学者则需要“规范”来规定学术行为，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民国时代，不是没有造假的学术，也不是没有平庸的学人，但是学人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繁杂的社会环境中，大都能恬淡自守，他们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尤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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