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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书的结论部分，本章只能对本书所论及的大多数论题做些简要的概述；与此相同，我也不可能在这里对现今由政府从事的服务性活动这个论题展开详尽的讨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形中，政府是否应当对某些服务性活动享有排他性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有关效率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对于维护自由社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些服务性活动，人们必须毫不妥协地反对政府持有任何垄断性权力，即使这样的垄断有望为我们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此外，我们还可能发现，政府对广播的垄断与它废除新闻自由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都会对政治自由构成极大的威胁。邮政制度则是这个方面的另一个实例：它不仅表明当下盛行的政府垄断邮政的做法完全是政府竭力控制私人活动的一个结果，而且还表明这种垄断做法已经把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邮政服务都变成了一种日趋恶化的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还必须强调指出，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由把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而最终确信，除非剥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否则自由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再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运行并发生作用，而且我们也无法消除其间所存在的某些最为严重的缺陷，甚或都无力阻止政府持续膨胀的趋势。自此以后，我一直认为有必要专门写一本书来详尽阐明我的这个论点。①在本卷的讨论中，我之所以提出要根据我所阐明的理想型宪法方案来重构政府，实是为了确立一些保护措施以反对政府所采取的压制做法和其他滥用权力的做法；然而，我现在却产生了一种担忧，因为我确信，除非我们在实施所有这些保护措施的同时也取消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权，否则所有这些保护措施都会变得于事无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势来看，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一些刚性的规则以确保我们达致这样的结果，即在政府供应货币的前提下，我们一方面能够使人们对货币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币值持稳不变；因此我认为，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惟有一途可循，那就是用私营企业提供的彼此竞争的不同的货币来替代当前由国家发行的那种货币，进而由公众自由地从中选择一种最有助益于他们交易的货币加以使用。
①DenationalizationofMoney。TheArgumentRefined（2ndextendededn；InstituteofEconomicAffairs；London；1978）。
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因此，一个自由社会的宪法甚至有必要用某项专门条款来捍卫这项原则，比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议会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们享有如下之权利的法律，亦即人人都享有用自己选择的任何一种货币来持有、买卖或借贷、缔结合同并实施合同、核算并记账的权利”。尽管这项原则的精神实际上已经蕴含在“政府惟有根据平等适用于人人（包括政府自身在内）的一般里抽象的规则才能够实施或禁止某些种类的行动”这项基本原则之中了，但是，由于我们主张把该项基本原则具体适用到货币发行领域的观点对于法院来说仍是极为陌生的，所以我们也就不能指望法院会完全理解我们何以不再承认政府在发行货币方面久已享有的那项特权了，除非我们在宪法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虽说我原来打算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就上述原则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意义作一番讨论，但是我现在发现，如果不用相当的篇幅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与此同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然而我现在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相信读者不难发现，人们为摧毁全权性国家而诉诸的那种方式以及为此而信奉的两项原则（即第一，所有最高权力都必须限于实施那些从根本上来说是消极性的任务——也就是说“不”的权力；第二，一切积极性的权力都只能由那些必须根据它们所不能更改的规则进行活动的机构加以实施），也必定会对国际组织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正如我在此前所指出的那样，①依我个人之见，我们在本世纪为创建一个能够保障世界和平的国际政府（internationalgovernment）所做的各种努力，从总体上来说，可以说是搞错了方向；这是因为我们虽说创建了一大堆专门机构，但是目的却是要制定各种特定的规章制度，而不是为了制定一部真正能够严格限制各国政府进行彼此侵害的权力的国际法。既然最高的共同价值都是消极性的，那么最高的共同规则就必须是禁令性的规则，而且最高的权力机构在根本上也只能发布禁令性的规定。
①见上引书，pp。133以次。
毋庸置疑，从相当普遍的情况来看，政治已经变得太过重要、成本过于昂贵且危害太大，而且也吞噬了人们太多太多的心力和物质资源；与此同时，政治也在不断丧失大众对它的热情支持和尊重，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把政治视作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一种必要的但却无可救治的恶。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政治机器现在拥有的庞大规模及其无处不在且渗透一切的那种特性，并不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是人们在无力预见其结果的情况下确立起来的那种任意发展的机制（aself－willedmechanism）所导致的结果。当今的政府，已不似于过去理想中的开明之主（此念仍为有些天真之人所好），无法信赖。【原译：一些天真的论者仍然从他们所继受的“善贤统治者”或“开明统治者”（goodruler）那种理想中获得启示，并认为这种统治者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然而，今天的政府已经不是这样一个人们可以信赖的“人”了】。此外，今天的政府也不是人们信任的代表（这些代表中的多数能够就什么是最好的东西达成共识）所形成的集体智慧的一种结晶，而是一架受“政治必然性”支配或左右的机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多数意见对于这些“政治必然性”可以说是影响甚微。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立法乃是一个有关长期原则而不是有关特定利益的问题，而政府有可能采取的所有特定措施却必定会变成日常政治的问题。当然，那种认为这类具体措施通常是由所有讲道理的人都应当能够同意的那些客观必然性（objectivenecessities）所决定的观点，实是一种幻想。一如我们所知，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人们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然而这个方面却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供我们用来对可能达到的目的与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作出评断。这正是一般性的法律与强制性措施之间的巨大差异之所在：一般性法律的目的乃在于通过确保一种秩序（亦即人们有望在其间发现合适的合伙者并进行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的那种秩序）的方式来改进并增进所有人的机遇；而强制性措施所旨在达到的目的则是如何使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受益。只要政府运用强力对物质利益实施某种再分配的做法是合法的或正当的（这乃是唯社会论的核心之所在），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能够扼制住所有想为自己谋得更多利益的群体的贪婪本性了。再者，一旦政治变成了人们从总收入中谋得更多份额的争夺战，那么想保有一个公平且体面的政府也就不可能了。因此，这要求我们把所有为了确使某些特定群体获得一定水平的收入（超过我们为所有不能在市场上谋生的人所提供的那种平均的最低收入）而运用的强制措施，都作为不道德的且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反社会的行为而从法律上予以否弃。
一如我们所知，任何人乃至立法者都应当受法律的约束。然而在今天，一些权力拥有者却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而且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还要为一架按自身意志发展的机器所造成的“政治必然性”所驱使；当然，在当今的民主制度中，惟一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就是所谓的立法者。但是，这种日趋盛行的民主制度最终却会步向自我毁灭之途，因为它把那些没有得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多数意见之认可的任务强加给了政府。因此，为了保护民主并使它免受自身的戕害，我们必须对上述权力进行约束。
一部如我在本书中所建议的宪法，当然能够彻底根除政府实施任何这类再分配措施的可能性。宪法的这种安排与任何其他旨在保护民主制度并且杜绝专制权力的宪法性限权措施一样，都有着极为正当的理由。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传统的唯社会论信念是一种幻想，而且我相信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以防人们再受这类幻想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注定会使人们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堕入到唯社会论的困境之中而无力自拔。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仅阻止那些为了实现唯社会论而力图摧毁民主的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