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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十几年来对儿子的栽培、爱护，最后将“棒”交给儿子，我想大多数村民是赞同、理解的。尽管华西村的“家业”是集体所有制，但和鲁冠球万象那样的家族公司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华西村就是个大一点的“农户”，吴仁宝就是一家之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老爷子把管家的钥匙交给他属意的儿子，也很顺理成章。至于这100％的选票，可能原因较复杂，我想华西村大多数党员是赞成“老爷子”着力培养的儿子接“棒”，另外一些尽管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会默认这种父子接力的现状。
华西村以及吴仁宝的“接棒”确实折射出中国现在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经济的腾飞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农民文化心理的转变，相比经济发展而言，将要漫长也复杂得多。对于吴仁宝这种“交棒”方式，我们当然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但不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而随意移植一种看上去很完美的管理模式，这样做往往会陷入南橘北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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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农民不可能一天内进城—…读于建嵘论文兼与李大苗商榷
（起5A点5A中5A文5A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6：00 本章字数：3529）
于建嵘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再加上董月玲发表在中青报《冰点》栏目的长篇报道，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又一次成为网路上热点中的热点，对于于建嵘及他所作的努力，大多数人都报以敬重之意，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是不管观点和于建嵘有多么不同，我想对于建嵘三年内追踪一个县农民的生存形态，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的严谨态度和对农民命运持续的关怀，起码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吧。
李大苗先生在驳于建嵘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题目《靠着这样的学者，我真看不出什么指望》，我觉得情绪化成分太多，超出了简单的学理讨论。
其实，对大苗先生文中所持的观点许多我是赞同的，也就是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视野不可能只限于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民进城，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杨支柱先生认为成为成立打工仔协会比成立农会重要得多，其立论的理由恐怕也在于此。作为城市的后来者，他们进城出于弱势，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使他们的权益比在家乡更容易受到侵害。对于农民受乡村干部的盘剥，我们应当都有起码的了解，但是如果因为乡村农民的反抗看起来比进城打工仔的反抗更剧烈就认为呆在乡村农民比进城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多，那就是表面化的判断。因为呆在乡土的农民基本上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们还有可利用的资源，还有便于组织的网络，正如于博士调查报告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他们能选出自己的“减负代表”，甚至能“劫持”被批斗的代表。可是一旦进城，他们彻底的孤立无援，在远比乡村社会结构复杂的城市，他们受到的压迫被别的矛盾掩盖了，他们面临着更强大的专政力量，他们的工作、生活被卷入工业化的链条中，自己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所以他们抗争的声音更微弱。
大苗先生举东南沿海农村的例子可谓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如李先生说的东南沿海农村基层干部“寻租”的机会更多，更多地斩获财富资源，但为什么反抗没有中西部那样剧烈呢？因为蛋糕做大了，农民自身的生存状况远远好于中西部。浙江省都取消了农业税，因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不需要这点钱，基层政权照样可以运转。可是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置从东到西一个样子，决不是“量入而出”，根据当地的供养能力来设置机构，而是根据上面的“工作需要”来设置机构，“量出而入”，再加上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吃“官饭”的吸引力更大，使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权比东南沿海更易臃肿膨胀。
但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欧美完全不一样，和俄罗斯也不一样。比起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更为艰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战败后在美国大兵的保护下工业腾飞，农民进城经过了一百年的过程，而且在这一百年，向周边国家发动多次战争，转嫁危机，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巨额财富用于本国的工业化，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抓住了第二次工业化的高潮，利用外国资本和广阔的市场，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远远少于中国，很成功的实现了“农民进城”，即使这样今天不到10％的日本农民以及日本的农业都靠政府用其他产业挣来的钱进行补贴，否则不堪一击。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口、经济规模更小了，他们完成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的条件比中国大陆好得多，就这样，韩国的工业腾飞依然让大批农民破产。但这样的小国，这种阵痛能够承受。
而中国有近9亿农民，从户籍上来统计，占全国64％，就算刨去在乡村和城市作“候鸟”状的一亿农民工，农村人口还有8亿，除去老人、未成年人，说农村还有近5亿劳动力不过分吧，中国这一点耕地，让5000万劳动力来耕耘足矣。那么让4亿农民进城，该是一个多么漫长痛苦的过程？本来从建国以来，我们完全可以开始这一过程，社会的阵痛要小得多，可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恰好逆这种趋势而动，农民被户口长久地“钉”在土地上，甚至还让城市青年下乡当农民。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种种政策在工业化的趋势下都是十分被动，且战且退的，政府往往为了短时间或局部的稳定，采取的政策不是鼓励、引导农民进城，而是用户口、收容遣送等制度阻碍农民进城。
那么几十年农民进城的冲动和合力积聚到今天，即使政府采取鼓励、引导政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考虑中国经济发达的不平衡性。大批农民将在相当时间内固守自己那一亩三分责任田，农民和基层政权尖锐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于建嵘博士论文的价值了。从于博士的论文里，我看不出他想将农村建设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他也未必不认识到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正是由于农民进城需要起码一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而目前农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先找出矛盾的解决之道，才谈得上通过农民进城来解决农村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于博士的很多观点是颇具建设意义的。大苗先生归纳的于博士那几个提纲：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这四个提纲我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难道不对吗？大批农民既然将长时间呆在农村，不可能一天内洗脚进城，不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政治冲突方向发展，任其自流，引起的结果只会是社会动乱，工业化进程被打断，中国在陷入恶性历史循环之中。而“弱化乡镇体制”，用农会来填补真空也是可取的。从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则更有必要了。从安徽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偷偷承包土地到现在，农村哪一次成功的试验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而是上方和读书人指出来的？至于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我们稳定农村，最大限度解决矛盾的基础，衡阳县的农民拿着中央政策和县、乡干部讲理，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还真的相信中央，相信党，另一个则是他们的一种“自保”艺术，“官”和“皇帝”都反，他们还有活下来的机会么？我宁愿相信出于第一个原因，政府和农民还有解开这个“结”的机会，政府合法性在农民的心中尚未完全丧失。
大苗先生说：“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腿”的权利何尝能够获得“嘴”的权利呢？”没错，必须给农民“腿”的权利，这和于博士论文的主旨并不矛盾，于博士也没有说要“固民于土”，事实上，于博士更清醒。“雉gou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田园牧歌从来只存在于文人的笔下，农民从中体味的更多是困顿劳苦，而非悠闲之美。至于说“于先生的文章无疑透析出对体制的绝望，寄望于对抗或者抗争来获得史诗般的解答。可是这个解答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起义的抄袭上的话，恐怕就是循环在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