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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新京报》强调责任感，强调新闻的普世价值，除了封面新闻外，从它这几天的评论也可以看出其报纸意欲达到的高度和形成的风格。12日的社评是从衡阳大火反思我国的消防体制，13日的评论是关于超期羁押和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启蒙意义；今天的评论则是从李真的伏法谈正在酝酿的《公务员法》以及影响全国的粮价波动。
这些话题既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又是近日的焦点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着重大的意义，即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以及政治文明的建设。而且其二版的评论和后面的重点报道交相呼应，真正体现了平面媒体作立体新闻的努力。当然，由于刚刚创刊，无论是评论的行文还是通讯的表述，还有一些生涩的地方。我想这是小疵，有一段磨合时间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
如果说前三期还让我略略有些失望，今天的《新京报》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
缺钱用的老马来中国捞钱，这是所有媒体都关注的话题，将它作为头版图片新闻，虽然有点俗，但在没有可以替代的题材之前，用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通栏大标题《12座地铁车站下月动工》，这则新闻也被许多北京媒体重镑推出，《京华时报》的头版通栏标题是《明年拟发行20亿地铁债券》，同一新闻事实，《京报》的着眼点是“地铁站开工”，在大标题下面点出了两大“看点”：1、开标和拆迁，2、融资方式。这一消息作为立足首都的报纸本日第一新闻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不仅事关北京老百姓的民生大事，也事关政府的公共政策与行政透明。其新闻的饱含量很大。如果说《京报》在这条消息的处理上稍稍超出别的报纸的地方，那就是除了报道这一消息外，还在评论版上有关于解决堵车，建设汽车文化的评论。——因为修地铁，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基于北京交通堵塞的现状。重镑消息和这篇评论之间有关联性。李真伏法的消息同样成为重点新闻，《京报》和《京华》都做了相关的评论。
真正让今天的《新京报》高出别的报纸的就是它的四个版核心报道：粮油涨价。这显然是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的一组报道。全国粮油涨价尽管被许多媒体关注，但大多数是蜻蜓点水或隔靴搔痒，鲜有像《新京报》这样既有政府反应，又有本埠北京的基本状况，还有普通百姓调查的数据，产粮基地东北、禽蛋基地赤峰、生猪基地四川的全面报道，也有普通包子铺这样个案的解剖。如此具有广度、深度和厚度的报道，没有敏锐的触觉和生产新闻的综合实力是做不到的。
《新京报》要成就一张负责任的大报，评论和核心报道必定是其制胜法宝。
当然，初涉江湖的《新京报》还有许多不足，离“负责任报道一切”的期许尚有不少距离。
首先是这支新闻队伍是南都的骨干加在北京招聘的新锐，对北京社情的熟悉情况不够，对北京文化的理解程度不够，在这几天对北京市井新闻的掌握不如其他几张报纸，看起来没有其他几张报纸内容丰富。
评论选择的点很准确，但行文略显生涩，也没有应有的深度和阅读快感。如今天关于李真伏法的评论，《新京报》是陈永苗写的《公务员法要禁止秘书分享权力》，《京华时报》是陈杰人写的《贪官李真的标本价值》。恰好这二陈都是我的好朋友，将两人文章比较委实困难。永苗的文章立论是从法制建设出发，这没有错，也是一张“负责任”报纸应有的声音。但论述过程较平淡，对读者没有冲击力。他只简单地说到程维高过份溺爱和信任李真以及秘书分享首长的权力，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行使权力的流程极不透明，在这种不透明中，官员身边的人（不仅仅是秘书）容易上下其手，蚕食首长权力或变相代理首长行使权力。根本原因不是职责是否分清，如果监督不到位，行政不透明，即使有《公务员法》将首长和秘书之间的界线分清（其实没有这部法律的今天，首长以及秘书职权之分还是有规可依的，如公务员条例），秘书干政依然不可避免。而杰人的评论要言不繁，点出了：“秘书本是个纯事务性的职位，但领导的纵容甚至支持，使其变异为代理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秘书的腐败，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腐败，也是吏制的腐败。”时评不能有太长的论证过程，必须很简洁地亮出你的舌头。14日另一篇评论《对粮价波动须保持快速反应》，只是简单地叙述了涨价的过程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还有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而提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后，过于泛泛而谈，看不出“深层次”在何处，看来本篇作者对中国粮食政策和粮食安全基本情况并不是太熟悉。
《南都》成功的经验对《新京报》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南都的市场推广做得很好，但那是在珠江三角洲。南都的成功路径不可能在北京重复。南都是从一张市井报纸混到今天的江湖地位，其出身的一些“小报气息”不可能一下子摒弃，而《新京报》既然要起点高，南都的许多风格不能过份效仿，《京报》的骨干大多是《南都》过来的，如何克服《南都》成功的路径依赖，是个问题。北京在华北平原是个“孤岛”，而广州、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和其他一些城市，如中山、佛山、珠海、东莞等有文化上的同质性。在珠江三角洲，《南都》是由点及面，最后纵横南粤；而在北京，几乎首先是划了个“拳击圈”，再在这里面比武。有些做法是不能照搬的。更重要的是，决定这份报纸的成败，也许是办报之外的许多因素。虽然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但广东的政治气候和北京相比还是有些差异，如何规避风险，将是这张报纸生存最重要的事情。
新报创刊伊始，给予太多的评价不太合适。总体上讲，我对这张报纸的前景抱以谨慎的乐观。
《新京报》，一路走好。
再把一首曾和《新京报》一些朋友说过的，我一月前写的打油诗送给《新京报》：
旌旗如云辞五羊，
众马已厌饮珠江。
自古北伐多坎坷，
从此南望莫彷徨。
渡河须仗舟桥利，
图远应尝风雪狂。
九重帝都无常主，
人心安处即故乡。
2003年11月14日
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中国民族主义，乱炖的菜
（起4W点4W中4W文4W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27：00 本章字数：1257）
这是对无垢余《胡言乱语——再谈民族主义 》的回帖
楼主“试图为民族主义做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极为困难的。”
此语甚妙。因为民族主义这个词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其实楼主在法统与道统那一节已经暗含这个意思。西欧从脱离神权，民族主义滥觞，到最后从民族独立与自主，很自然地结出民权的果实，也就是如楼主所说的那样，民族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村庄构成的，脱离具体个人的权利，所谓民族利益是虚无的，是伪民族主义。希特勒的纳粹是民族主义吗？无非是民族主义结出的畸形果实。
中国古代只有天下意识，只有夷夏之辨，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时的以夏变夷，讲的是文化的同化，并非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定和反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帝王自居于中华，要求四夷上供就行了，维持的是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和中央帝国的权威。因此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天下乃是文化之天下，而非民族之天下。满清南下遭遇江南人的抵抗，主要原因非其是满族也，乃是抗拒落后文化征服先进文化。
清季的革命，中山先生以“民族、民权、民生”做口号，似乎现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始了。
但民族主义一入中国，便是一盘乱炖的菜，一种糊涂的爱。如果说民族主义建立在文化的区别上，当时的满清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王国维为文化而亡并非做满清的孤臣而亡，他感觉的是亡天下。如果是民族主义建立在疆土上，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主张东北、西藏的领土？如果建立在血统的基础上，那么新疆怎么办？
民族主义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他就是一个面团，一种器具。统治者守护权力的倚天剑，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屠龙刀。孙文在革命期间无非将民族主义作为旗帜，当时最重要的矛盾是满汉矛盾么？不是。他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策略，当时他说过各民族自主之类的话，可国民政府成立后有没有贯彻总理这样的遗训呢？中共在土地革命期间也说过类似的话，可建国之后呢？
今天的民族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首先问民族主义者，你所持的民族立场是基于中华民族还是占大多数的汉族？显然会说是中华民族。可是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经过千百年自然形成的民族还是一种政治上名词？如果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内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有自己民族所占主体的国家的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和境外的哈萨克、蒙古族、朝鲜族是否属于两个民族？如果说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来划线，那么越南、朝鲜人是否比维吾尔族更应当属于中华民族？
说穿了，今天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一种维护威权统治而自我设立的解释，在意识形态的泡沫破灭后，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可以用来标榜其合法性的标签。但这种糊涂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玩不好就会伤了自己，练这种功夫就像《倚天屠龙》里练的“七伤拳”，一般人练，功夫越长进，越会损伤自己的五脏六腑。但为了眼前的制敌防身，也只好这样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