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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晚，无缘接触到吴先生，晚年的吴先生依然受到打压，深居简出，难以和外界接触。有幸在三年前和乃弟吴祖强先生闲聊过。当时舆论界正为国家大剧院的修建是否会破坏古都风貌争论。吴祖强先生半带调侃半带激愤地说，北京哪还有什么古都风貌呀？都糟蹋成这样了，再糟踏一回又何妨。直言硬骨，宛若其兄。
大概是1998年，正值老舍先生百年诞辰，我的一位老师参加了纪念会，并作为研究老舍的专家发言。发言的还有其亲属代表舒乙，其老友代表最后找的是邓友梅。本来找吴祖光是最合适的，在当时活着的人中间，和老舍的交情无人超过吴先生。但有关部门断然否定了这种建议。因为当时的吴祖光只要公开发言，肯定会抨击GCD。而且当时纪念老舍定的调子是决不能探讨老舍的死，要是让吴先生发言，怎能不会说起老朋友怒沉太平湖呢？
现在吴祖光先生最让人称道的似乎是他和新风霞类似《紫箫记》中李、霍相爱的传奇本事。朱鲁子先生尤其欣赏他“生逢其时”的题词。炼狱锻造，尝尽苦乐，依然有“逢其时”之得，这正是吴先生具有悲天悯人，敢下地狱的宗教般情怀写照，这种情怀，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越来越少。
吴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以他的天才，应该有更多的著作留给后人。然而造化弄人，没完没了的运动中，他一次次沉浮，一次次受到牵连，创作最活跃的年华在狂风骤雨中度过，活下来已属不易，哪能有更多的机会创作呢？
吴先生可以说是真正的“老运动员”。和他同时代的文化人，要么在沉默中逃过劫数，要么改头换面迎合新形势，要么受不住苦熬一死了之，要么受过磨难后学乖了干脆三缄其口。而吴先生，总是不长“记性”，多少次折腾都改不了他的刚直、他的独立、他的清醒。建国以来的运动，他几乎一场不拉地都承受过。57年大鸣大放的“阳谋”中，他成了网中千万只鸟儿中的一只；“文革”中，他最先被剃阴阳头，扫地出门去团泊洼劳改；80年代中期，又因为反自由化被劝退出党；直到90年代，因为他为超市中被搜身殴打的女孩而著文鸣不平，被大有来头的老板，运用权力和金钱，借法律的名义进行打击。
想想看，有哪个文化人，有哪个时代的文化人，受过吴先生这样多的磨难？远的不说，宋代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流放，但总是给了个“团练副使”（副师级干部），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最后还能饮长江水，仙逝于吴先生的故乡常州；最黑暗的明代，也有议论时政的东林党人；以蛮夷之身入主中原的满清贵族，那样没文化，也知道开“博学鸿词”科，来笼络汉族读书人，满清灭亡后，那些如张宗昌一样丘八出身的军阀，也知道尊重文人。更重要的是，长达几千年，中国读书人是“可杀不可辱”，像金圣叹这样人，你可以杀掉他，但如果让他顶大牌子游街，“踏上一只脚”、自己写悔过书当众进行自渎，恐怕会激起天下士人公愤。皇帝们因此不敢那样做。
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有人敢做皇帝们不敢做的事情。知识分子最自豪的不是气节和精神吗？那么打蛇打七寸，首先就是要辱你的气节和精神，比杀几个人高明多了。
“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经历过“九死”的吴先生，竟然学不会趋炎附势，学不会说套话假话，学不会自我保护，还是那样率真直言，这是我最敬重先生的地方。
斯人已逝，但风骨不灭。若干年后，也许我们回头研究那一段历史，吴祖光先生的经历将会是最好的范本。晚生不才，用几句打油诗敬悼先生：
造化总妒真才情，
天地难容一书生。
梨园悲欢岂是戏，
盛世谁人送耆卿？
2003年4月11日
好书尽在cmfu
杂谈 “走下马背”和“两杆子”
（起5D点5D中5D文5D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09：00 本章字数：3023）
四月初，我和陈永苗在喝酒闲聊时，提到了刘邦曾讲：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这位提三尺剑、起自布衣的流氓无产者、父亲眼里不成器的小三子，甫定天下后，竟然不再迷信武力，委实叫人惊异。刘邦在那个时代，当然没有宪政的概念，天下是刘家的天下，天下事要乾纲独断。但是基于秦朝暴政的教训，——秦就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终于二世而亡。读书不多的刘邦也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当然那时的制度是“礼”。
汉代正由于高祖能挣脱“马背情结”，后来“独尊儒术”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其实封建帝王一旦初定天下，基本上认识到休养生息、慎用利器的重要性。另一个穷光蛋出身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也说，天下初定，百姓如树苗不可摇根，小鸟不可拔毛。
奉斗争为革命与执政圭臬的政党，很难从“马背情结”中突围出来。毛的精神最好领悟者、学生兼战友，差点承其衣钵的林彪就说过：夺取政权主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
联系到这种执政理念，我们就不难明白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阶级斗争”的“纲”，也不能理解“文革”前，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等将帅主张的军队正规化建设受到了批判。——因为按照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逻辑，再往下推论，则是军队国家化了。
“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一个明白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重塑执政合法性之必要的铁托，遭到了整个大家庭的唾弃。赫鲁晓夫在清算斯大林暴虐的遗产后，实际上也在艰难地把苏共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可立马被老毛等人斥为“修正主义”，“九评”以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言者自居，对赫氏进行口诛笔伐。赫氏最后也黯然退幕，勃列日涅夫又把苏共拉回僵化的体制，最后苏共终于失去自我蜕变的机会，八一九红旗落地，江山易色。
毛的“马背情结”一生没有淡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以73岁高龄，依然发动了“文革”，晚年他独对孤灯，念着李克用《三垂岗》中“英雄帐下老泪多”，还是在维护着那种英雄暮年的“马背情结”。
我们翻看世界共运史，几乎没有一个列宁式政党不重视“两杆子”。一手抓住舆论大权不放，决不允许治下有不同的声音；一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孙中山后来改组的国民党，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虽然不是马克主义政党，但奉列宁式建党理论为祖师，其“党治天下”的重心依然是“两杆子”——控制舆论和军队。
为什么列宁式的政党进行自我的“光荣革命”如此之难？什么时候能真正走下马背，蜕蛹为蝉？
陈永苗在《走下马背》里谈到，越是通过暴力夺得政权的当政者，其合法性的建立愈加艰难。这条定理，在奉“天道”的封建社会，自然不存在。王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一个王朝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候，“天道”就开始转移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是基于这种“天道”，因此中国的传统史书里面，亡国之君的暴行总是大书特书，而开国之君的德行也大书特书。中国的谶纬阴阳之学也在印证这种“天道”的合理，如刘邦斩蛇起事，是“赤天子”代“白天子”，因此秦失其鹿，天下人逐之，而有德者得之。“天命所归，不受反受其咎”，像张良、刘伯温之类学王霸术的谋士也常常用这种理论劝主公起事。
如果没有了皇帝，“天道”破灭了，那该如何是好？有着宗教传统的欧洲人的痛苦是“上帝死了”，中世纪教会对人宗教权威的垄断，造成了新教产生，人与上帝的对话从过去委托给教会变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和上帝对话。那么对属于凯撒的世俗权力，过去那种把臣民抑或是子民的权力交付给“天道”代言人的模式也受到了莫大的怀疑。中国的古代虽然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但这种“民视”实质上还是皇帝以家长的身份，向上天申明其代表一家子的合法性，所以过去皇帝祭天总是强调：“上天以亿兆之民托付于孤一人。”
没有皇帝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过流血、反复。我们可以比较法国、德国和中国这东西方最典型的几个大陆国家走向共和之路，无一不是坎坷曲折。王怡先生曾经有“道统”、“政统”之辨，国民党把皇帝拉下马和法国革命党人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以后，“政统”变了，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可“道统”未变，真正的宪政体制没有建立，于是有了法国革命等人以人民名义、用“红色恐怖”维系政权的独裁，有拿破仑的复辟，有“巴黎公社”之类的“乌托邦”试验，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民国难建”曾是许多人的感叹。
如果舍弃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舍弃代议制，试图用一种新的“道统”来代替“天道”，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麻烦。没了皇帝，一个人或一个固定的集团，你可以自说自话，说自己是“民意之所系”，可是没有一个看得见的“测量仪”——也就是选票，只有“虚化”的“人民”概念，合法性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因此我们无一例外看到列宁式政党有过“神化”领导人的传统，领导人在舆论的包装下，变成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功伟绩，还有爱民护国之品德的“完人”。前不久关天里两个局外人的对话，已经将列宁式政党执政后难以解决权力制衡的困境阐述得很好。正是要体现“人民”这种道统，设立委员会制，搞权力均衡，而没有明确的党内最高权力的“人格化”，这种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会使最高决策层中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