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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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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风吹来,我感觉到早春的寒意。在断桥的末端,看到那边三千里江山,我久久不愿离去。在对岸的土地上,长眠了三十多万中华儿女,当年他们大多比我现在还年轻,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从这座桥走上了不归路。对于牺牲者,我们永存敬意。但他们的鲜血,究竟换来了什么?对那场战争的争论,现在还在继续。我们一厢情愿地赞颂自己的先烈无可非议,但如果换成韩国人和朝鲜人的角度,将会如何对待这三十万英灵呢?韩国人会说,你看看,就是这些人造成我们祖国的分裂。而南北朝鲜一旦统一,北朝鲜变成一块自由民主的土地,南北朝鲜人对这些志愿军烈士的看法肯定会趋于一致。

  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永远是政客们的游戏,而每场游戏惨烈的代价,总让草芥一样的百姓来承担。网上有朋友提出应该将这些烈士的骨殖迁移到祖国安葬,我深以为然。世事无常,沧桑变幻,一场战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评价会不一样,但普通的烈士,他们是无辜的。

  下桥后,在旅游品商店买了几本北朝鲜的邮票。大多是歌颂“慈父般的领袖”金日成的,要么就是工农兵铁拳面对侵略者的宣传画。这些场面我好熟悉。神化领导人,是一切专制政权的共性。

  4月7日,我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一位丹东女孩,这位生在80年代的丫头,对朝鲜人民的苦难表现出近似天方夜谭似的惊讶:他们怎么这样穷呢?这位染黄头发,拿着最时尚手机的小姑娘狠狠地骂了一通北朝鲜,因为她刚听说丹东所辖的东港市,几个渔民在黄海捕鱼时,也许入了朝鲜的领海,被朝鲜大炮给轰死。

  面对小姑娘的愤怒,我告诉她,曾经我们和朝鲜是“同志加兄弟”,平壤让朝鲜人最自豪的地铁,全是中国援建,至今朝鲜90%的石油,都是由中国通过鸭绿江下的管道,汩汩地流过去。

  这位女孩不解地说:咱中国为啥这样傻呢?面对她的迷惑,我不能再进一步解释了。让年轻人遗忘历史,对某些居庙堂之上的人来说,是最划得来的买卖。1949年至今才50多年,可50多年的历史,在许多80年代出生的人脑中,也是一团浆糊。这个责任,将来由谁来负?

  回到北京后刚2天,就在电视中看到巴格达中心萨达姆的雕像被百姓推倒、践踏。我真有“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快乐,又一个用谎言和暴力糊起来的偶想倒掉了。而平壤有一座耗尽这个不到3000万人国家1/3铜材、比萨达姆像高大得多的雕像,什么时候倒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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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庙堂制造的苦难为什么总让草民来承担?——从《孽债》到《静静的艾敏河》

  (起4Z点4Z中4Z文4Z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6:00  本章字数:2146)

  《静静的艾敏河》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取材于60年代真实故事的电视剧虽然不象张纪中导演的武侠剧那样爆炒,但这部如草原平缓河流与忧伤牧歌般的电视剧,也静静地流进观众的心中。

  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的电视剧,也许因为囿于现行的体制与官方意识,电视剧不可能对那段岁月做更深的描述,而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以多兰为代表的蒙古族人民,表现他们那草原一样宽阔和厚实的爱。种种苦难,仅仅作为无私的爱的反衬而出现。

  看完《静静的艾敏河》,我不由得想起前两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孽债》。《静静的艾敏河》写的是60年代初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横行,大都市上海无力抚养福利院众多的孤儿,只好在官方的安排下,到饥馑之状略好于内地的内蒙草原“求食”。让善良的牧民来抚养这些上海的孤儿。《孽债》则是写一群上海知青,在云南边地留下的儿女,被边疆人民养大后,来到上海寻找他们的父母。

  两部电视剧都在礼赞边疆人民的纯朴和善良,但在礼赞之余,我们会发现相同的事实:无论是三年的大饥饿,还是知青下乡,都是“庙堂”之上的决策,而这些政策带来种种的苦难,却必须由老百姓来承担。

  在古代,老百姓是禁止随意流动的,但碰到天灾时例外。灾区的官员往往允许百姓自动去收成好的地区“就食”。这也算是具有大一统传统的中国一种优势,由于地域广大,各地条件气候不一,因此对各地来说,丰年和灾年也不一样,大帝国内便有民间“自我调节”的功能。

  但 60年代初的“灾”和知青的下乡,并非“天灾”,而是人为造成的,是决策层失误造成的。

  中国自古解决危机的方法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似乎是逆向的。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一个现代国家,制度的设计和社会危机的处理总是体现“损有余而补不足”。富人和富裕地区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从而用来补贴那些落后地区、弱势人群。如城市对农村的补贴,工业对农业的补贴。而在中国常常是“损不足补有余”,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用“剪刀差”来剥夺农民的利益,从而支持城市建立工业体系。从50年代到80年代,种地的农民必须忍饥挨饿,从自己口中掏出粮食给城市。——这恐怕是亘古奇观。

  《静静的艾敏河》和《孽债》就是对这种“损不足而补有余”最好的说明。6、70年代,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轰轰烈烈搞工业化,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市民。用工业的极大发展来弥补农业的凋敝,传统农业和众多农民的生存危机是用城市和工业来解决。而当时的中国正好相反,把城市受到的就业压力、市民受到的生存压力转嫁给农村和农民。大批城市青年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就是从发达城市到不发达的农村“就食”。给本来已惨淡凋敝的农村增加负担。

  两部电视剧很有意思地呈现了非常有象征性的地域对比。一端是上海,代表着都市、上层、代表着发达与文明,也是内地文化的代表;而另一端则是云南丛林与内蒙草原,代表着乡野、代表着落后、闭塞,也代表着和汉地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然而,每当“文明”社会遇到危机时,总是让不发达的地区、尚处于农牧阶段的社会做出牺牲,解决危机。在上海,因为饥饿舍弃自己的子女,在都市社会里似乎可以理解,因为这种“利己”思想是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到了草原,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是最重要的。不论受多大的苦难,不论这些孩子来自何处,似乎牧民们都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把他们养大,不让他们饿死。

  边地的人民,不论是云南的傣族还是内蒙的蒙古族,他们源于宗教的民族道德更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光辉。无论是私生子,还是黑五类,在他们的眼中,生命是平等的,是都应该珍惜的。

  “文革”时期,中央和内地的“斗争”蔓延到草原和山寨时,秉承古老道德的边地百姓,在有着“革命”、“正义”标签的“洪流”面前,他们是那样的惶惑。出于对于中央政权和都市文明的崇拜,——这种崇拜的产生是因为前者是强势的,垄断一切资源。他们认为上面发动的“革命”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那种人为地划分营垒,人为制造敌人,和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

  在两部电视剧中,最终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战胜了有着美丽外衣的“革命理想”。——没有现代知识的草民们的思想简单而更接近于真理:人和人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爱而非仇恨。

  这些普通的边地草民,对庙堂之上作出的任何决策,他们都没有一点话语权。但是他们却默默地承受不应由他们负责的苦难。

  今天的中国,还有“损不足补有余”的现象吗?看看教育、卫生等公益制度的设计就知道了。城市里的义务教育支出主要部分,如校舍的建造、教师工资的发放,大多由政府来承担,而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农村这些“义务”却由农民来承担。在城市,月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的市民不仅不需要交所得税,而且还可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而在农村,再穷的家庭照样需交纳农业税。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权利和责任对等。决策者作出的决策,如果是民意的体现,其带来的后果自然可以由百姓来承担。如美伊战争,通过议会来表达民意,大多数美国人赞成战争,那么美国人民当然要为这场战争买单。而不体现民意的种种决策,百姓应该有拒绝买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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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故园漫忆之一:公社书记邹麻子

  (起5K点5K中5K文5K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6:00  本章字数:1863)

  12岁以前,我见过最大的官就是公社书记邹麻子。那时候在我的眼里,邹麻子可了不得了,简直除了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就数他最牛皮了。

  公社书记是多大的官?我不知道。但我进了大队小学后,我的同班同学张二革就因为他爸是大队书记,就可以横行霸道,他读书不如我,力气不如李红旗,但就是因为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说打谁就有同学帮助他打谁,老师对他也让三分。而红星公社就有26个大队,你说公社书记牛不牛?

  我第一次认识邹麻子是在小学一年级。那天上了两节课就停课了,老师告诉我们公社领导来我们大队来视察了,让我们出去欢迎。

  在学校门口的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赶快鼓掌,生怕落后了老师会批评。

  牛乎乎的张二革显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指着最前面的中年人告诉我,这就是公社书记邹麻子。——当然大家只能背后叫他“邹麻子”,当着他的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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