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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猜对200张牌。最后的成绩表明猜对的有229张。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对这次试验作了正确的记录。当核对记录时，发现有46次猜中是假的。这就把成绩降低到稍微低于概率的水平。当重复这一比验，而这个人知道在做记录时，就只发现了两次错误。
在莱因的全部研究工作中充满着记录错误的可能性。他的试验是在上百种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对试验条件的描述通常是很含糊的。很少明确说出谁在记录，怎样记录，或担任记录的人相信什么。只是到了后期，莱因才加强了控制，以防止这样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控制越严格，越感官知觉发现得就越少。他写道，“……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造成了损失。在这个领域里长期工作的试验者发现，由于试验搞得复杂、庞大和进行得缓慢，成功率受到了影响。各种预防措施本身往往使人精神不能集中。”
总而言之。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干扰了受试者的超自然能力。只有试验是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对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的试验者的监督之下进行，越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才能被发现。虽然莱因发现许多他认为具有高度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但是却找不出一个受试者能够向其他大学的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证明超感官知觉。当然他对这点也有解释，但是“正统的”心理学迟迟不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已得到证实，这难道不令人诧异吗？
关于莱因的掷骰子试验，克莱顿·劳森指出（见《斯卡尔恩论骰子》，1945年），要使一个转动着的骰子转到另一面（莱因说过，骰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影响结果），必须有某种相当大的心灵运动推力。劳森写道，这样一种力量是很容易证明的，办法是在一个真空罐下放一只轻轻保持平衡的箭，受试者可以靠意念力使它旋转。如果说灵媒能够靠心灵运动举起沉重的桌子，那么灵媒肯定也能使这样一种简单的实验装置转动起来。劳森和斯卡尔思想知道，为什么莱因会忽略这样明显的试验，反而去搞掷骰子的试验。这种试验象猜纸牌试验一样，在易陷入统计错误和不自觉的选择这个陷井中去。②
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芝加哥人多年来喜欢在酒巴间和酒馆里玩“26点游戏”。从一个杯子里把10个骰手摇出来，玩骰子的人打赌，摇13次当中，某一个点子至少会出现26次。疲乏而厌倦的摇骰子姑娘，在每次摇出骰子记数时，显然井不关心摇出的是什么点子。赌钱的人则显然拼命要摇出打赌的点子。为什么年复一年这些记数单表明获胜人数的百分比恰恰是概律所允许的数字呢？人们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心灵运动会起很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写道，有时不可能的事也有发生的可能；或者象查理·钱说的，“奇怪的事情偏偏就是容易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莱因已监督过几百万次猜纸牌和掷骰子试验，而已绝大多数试验没有采取防止记录错误的适当措施，如果他竟然没有遇上惊人的好手气，那才真是怪事呢。在一些早期的事例中，受试者甚至可能有意作假，因为他们往往是花钱请来的，而只有显示出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才能再次受试（在一副用来试验超感官知觉的纸牌中，只要在3张牌上做点记号，比如用指甲在纸牌边上划一道印，就能使一个猜这副牌的受试者得到7以上的平均成绩）。由于把好手气作为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的证据来看，并且给偶然的和效果差的试验我出似乎合理的借口，莱因是否可能已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大骗局的受害者了呢？
超感官知觉的支持者们指责正统心理学家们忽视超自然现象，对这一指责的回答只能是：那不符合事实。人们已经作了很多认真的试验，结果都是否定的。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库弗教授，作了大量经过严格控制的试验。这些试验于1917年详细发表在一本600页的著作《心灵研究试验》中。最近，莱因和其他一些人把库弗的统计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想找出前移位和后移位等。他们坚持超感官知觉就隐藏在这些数字之中。但是其他统计学家把这看作类似于培根—莎士比亚学者们想要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挖掘出奇妙的密码信息的过程。
尽管根据已有的证据远不足以作出结论，但是许多有才华、有声望的现代人物却已接受了超感官知觉。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突出的有威廉·詹姆斯、亨利·小西克威奇、威廉·麦独孤、亨利·柏格森和汉斯·杜里舒。作家当中，可以举出柯南道尔、奥尔德斯·赫胥黎、③杰拉尔德·赫德（他的《祈祷文前言》一书探讨在祈祷中充分实现超感官知觉的作用）、朱尔斯·罗曼斯④、H。 G。 威尔斯、莫里斯·梅特林克、吉尔伯特·默里爵士、厄普顿·辛克莱、阿瑟·凯斯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凯斯特勒在他最近出版的《洞察力与观点》一书中，说莱因的研究掀起了一场新的“哥白尼革命”。
听说精神分析学家方面有接受超感官知觉的强烈倾向⑤。这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弗洛伊德本人曾就这个题词写了几篇文章，指出借传心术作的梦通常会走样的，算命人可能偶尔获悉当事人内心的愿望；一个在睡榻上胡思乱想的病人，可能由于与精神分析家的心灵感应而产生思想混乱。荣格和斯特克是另两位承认传心术的著名精神分析家。一些当代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象纽约市的精神分析家南多尔。福多尔，要把精神分析学与彻底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结果是怪诞绝伦。福多尔1949年出版的《寻找所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讨论了一位母亲通过传心术对尚未出世的婴儿身心产生的影响，甚至推测胎儿的精神状态有可能通过超感官知觉传给母亲。福多尔还为古老的胎记迷信辩护，他认为母亲受惊的经历能由传心术传给孩子。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丽女人脖子上有一块咖啡色的色斑，因为她母亲在怀孕时曾把滚烫的咖啡泼在自己身上了。”就是这个有胎记的女人却生下一双没有胎记的孪生姊妹，但是这一事实也没有使福多尔感到为难，他指出，“……我们对于双胞胎的相对感受性，还一无所知。”
这本书是由后来出版《意念说》的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有意思的是，福多尔预见到哈伯德的许多研究成果，他也强调未遂的流产对于未出世的婴儿的思想所能产生的损害。不过，在福多尔看来，这种损害主要是由于母亲想把孩子打掉的愿望通过传心术造成的。他在该书“未出世的爱情生活”一章中，把慕男狂、色情狂和其他心理失常现象的起因，追溯到母亲的性生活对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影响，这无疑是弗洛伊德学派各种文献中最奇怪的一种。福多尔给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杂志都写过稿件。
厄普顿·辛克莱的《精神无线电》一书也值得评述一下，因为它是近年来超自然现象著作中介绍天眼通的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记录。该书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曾为它的德文版作序。这是辛克莱的第二个妻子所作的一系列超常视力试验的记录。她试验默画出290幅简单的图画，这些画大部分是她丈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画的。她那时正处于情绪低沉的时期，对神秘现象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因辛克莱与罗曼·奥斯托贾的友谊引起的。罗曼·奥斯托贾是一个能猜透别人思想的职业表演者，在该书中以“简”代称。这位年轻的巫师身怀多种绝技，人们很难理解辛克莱夫妇怎么会认真相信他。比如，他能够在一只密封的棺材里呆上几个小时。他表演魔术行业所谓的“大力士”。有一回在一次降神会上，他把一张34磅重的桌子升起来悬在辛克莱头上8英尺高！⑥辛克莱夫妇认为这些力都是真的。
从《精神无线电》一书介绍的情况来看，天眼通试验的环境条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辛克莱一生，总是受各种灵媒和巫师之骗。他20岁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投给了一家通神论杂志。他最近的著作是讲伦尼·巴德的10部小说。这套小说通篇充塞着超自然一类的东西。最后一本《啊！牧师讲话了！》，充满了对莱因博士的颂扬。它还描写了由伦尼表演的一次信仰疗法和几次降神会，伦尼在降神会上对伯格森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亡灵讲话。这本书的书名得自罗斯福降神会。在这次降神会上罗斯福为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而道歉，这无疑是辛克莱所有小说中最令人难堪的一个场面。
辛克莱和他妻子在试验中使用290张图画，他确认其中的65张被她默画对了，155张“部分画对”，70张失败。书中对照地印出的这些图画，表明辛克莱夫人的速写和她丈夫的画非常相似，不过，有的画需要颠倒过来才象。其实，用不着搬出什么天眼通来解释这些试验结果。首先，一个具有直觉的妻子，对她丈夫非常熟悉，能够相当准确地猜到他可能画什么，特别是当这幅画是新近想到的，而且跟他们共同经历有关的事情有关，就更容易猜中了。最初，画的可能是椅子和桌子一类简单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画过之后，选择的范围就狭窄了，再画可能就是从最近的一些经历联想到的。
“部分画对”的画印出来的很少。它们是否象辛克莱说的那样象呢？据说在各次试验中共画了290张画。能否肯定这是所有试验过的画的确切总数呢？找一个“不算数”的借口是容易的，比如头痛、有件事烦心，或其它什么。如果画得不对，总不免要找点借口，而且辛克莱肯定有办法取消它们并且忘掉这码事。画对的，当然会仔细地保存起来。无意识的选择过程可能正是这样进行的。
人们只希望这些试验能受到有资格的心理学家的监督，他们熟悉那些把实验引入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