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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跟老乡挤床铺,陆东得到一个信息,附近几所大学开始安装201电话,201卡在学生中的需求量大增。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潜伏在面前的商机。他找同学和老乡借了1000元钱,从批发商那里买进了一批201卡。
他拿着卡,一间寝室一间寝室地推销,果然卖的不错,只两个晚上,手上的1000元卡就全出手了,陆东净赚了300元。他又去进了第二批卡,很快又销完了。他的市场从一个学校拓展到另一个学校。后来嫌时间不够用,他干脆搞起了批发,将卡批量出售给各寝室楼传达室,赚取中间的“点利”,因量大,他仍可以赚到钱。最后,陆东成了五所大学的电话卡“总代理”。
推销201卡,陆东赚了5000多元钱,半年的生活费、听课费有了着落,他一心一意备考。
见到陆东的时候,是2001年3月份,研究生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他以2分之差没被录取。那天,他情绪有点低落,说考完了政治,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虽然考前死记硬背了一大摞资料,可是有的题还是没抓住,有两道问答题答的也不太好。后来成绩出来,果然就栽在政治上。
谈起政治考试,他情绪激动,说:“研究生考试一共才考三门课,政治就占了一门,而且不管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要求考它。研究生考试本应该是人才选拔考试,现在却成了整齐划一的统一考试,再说,一张政治试卷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政治水平,更别说道德水平。考试完了,背的东西没两天就忘光了,这种考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不少考生就栽在政治上,就因为政治卷上少拿了一分或两分就失去了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一分或两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能决定人的命运?
虽然第一次考研遭受重挫,陆东仍不改初衷,他准备明年再考,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考得上。
6月中旬,学校催促陆东回去拿档案。因为按规定,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的档案学校只保留一年,要么打回原籍,要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陆东将自己的档案存放到市人才交流中心。他说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在北京留下来,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
最后一次见到陆东,是今年夏天。为了能继续考研,他又找了一份家教。那天他做完家教刚回来,浅灰色的衬衣全汗透了,只见他端起桌上的大搪瓷杯,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子凉水。
我问他放弃就业后不后悔。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就业,也许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不用承受考试失败的压力,也不用为钱发愁,我们班有很多同学进了大公司,现在一个月能拿七八千,有的人还贷款买了房子,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们。我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今天的损失,明天我一定能补回来。”
与陆东住在一起的向阳也是不就业的考研一族。
我是在陆东那里认识向阳的,他瘦瘦高高的个子,戴着一付黑框眼镜,说话时,总爱用左手抬抬眼镜框。陆东说向阳是今年2月从四川来北京的,来的时候,拎着一只很沉的人造革箱子,打开一看,全是书和资料。他是准备到北京来背水一战的。
向阳是西南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中文,梦想是做一个象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学者。
他是奔北大来的,向阳认为,只有北大那样具有丰富文化底蕴,能容纳百川的高等学府,才能培养出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大学者。
到北京的第一天,向阳就去了仰慕已久的北大,他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走了两遍,又在未名湖畔伫立良久。他说,一切都跟他想像的一样,只是未名湖比他想像的要小一些,水也没他想像的那么清澈。
向阳说他是和父母闹翻后离家出走的。毕业前,父亲已经给他找好了工作,是去一家省级银行的办公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但收入不菲,很稳定,而且通往仕途。可是向阳不干,他说他要考研,他要过一种学者生活,而不是做一个一天到晚盼着升迁的机关干部。
父母不是不同意他考研,而是不能接受他出了校门就成了没有单位的待业青年的现实。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他先去上班,可以边上班边复习,能考上就走,不能考上也有份工作。父亲甚至很动感情地跟他讲述他如后如何地求人,如何如何地疏通关系,讲到伤心处甚至掉了眼泪。向阳知道找到这份工作不易,知道为了给他找份好工作父母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他不能因为感恩就放弃自己的追求,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辈子的事,他不能妥协。
正是因为父母的阻拦,在这之前,向阳错过了大四下学期考研的机会。可是他考研的决心却不可动摇。
见不能说服他,父亲背着他去学校拿了毕业分配通知书,并帮他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父亲以为生米煮成了熟饭,就能让他就范。谁知这反而促使了他的出走。
那天早上,父亲催促他去银行报到。说与他一批分到银行的大学生都已经上班了,让他快去。向阳知道,如果去上了班,也许会动摇自己考研的决心。而且他担心一旦进入那个惯性的轨道,会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会慢慢地磨损自己的斗志。一个没有做过梦的人,也许不会有梦想没有实现的遗憾,但是如果今生他没有去考研,没有能去做一个学者,那将会是他终生念念不忘的遗憾。
他已经错过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不能再错过了。就在那天下午,向阳给父母留下了一封短信后,悄悄地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向阳说他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400块钱,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处寻找招聘信息,他先得养活自己。通过老乡介绍,他在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是清晨的时候给报贩子分发新印出来的报纸。虽然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要赶到报社,但是干两个小时可以拿到60元钱,他很满足。他说比起那些总为肚子操心的考友来说,他算是很幸运的了。
向阳说到北京后他跟家里通了电话,母亲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哭开了,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吃好了穿暖了,有了病一定要去看医生。向阳笑了笑说:“我都22岁了,我妈还老把我当孩子。后来我妈说要给我寄钱,问我的地址,我没告诉她,我说我不需要钱,我能养活自己。现在,我每个星期都跟家里通一次电话。我爸再不跟我提去银行上班的事了。”
几乎所有铁了心要考研的不就业族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都认为未来是高学历高收入,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得到。
但是一些身处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也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家孙喜亭教授认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考研热,一方面反映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求知热情,但也暴露出社会在人才选拔标准上的偏差,惟学历倾向日趋严重。惟学历导致追学历,年轻人不得不为了一纸文凭,殚精竭虑地应付一场场考试。其实,学历和真才实学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目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客观地讲,在很多岗位上大学本科完全大有用武之地。但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盲目追求高学历,施以高待遇,势必导致考研热的一再升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同时他也认为,考研一族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放弃已有的岗位和可能获得成功的希望,孤注一掷,把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这条路上,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考研上,代价太大太沉重!每年研究生都在扩招,但报名考研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基本上10多个里边录取1个,名校名专业的,差不多几十个里挑一个。竞争逐年升级,能跨过这道门槛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
“北漂”里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有谁能说今天的“北漂”里面,没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2000年6月,在回家乡和留京之间,张懋忠选择了留京。
于是,当他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不就业”后,他的户口和档案被打回到老家湖南岳阳。这件意料中的事,并没有影响他留在北京的决心。
张懋忠学的专业是信息工程与管理。这个专业回到家乡找份安稳的工作并不难,可是张懋忠不愿回去,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压力下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每天接受丰富密集的行业信息,更习惯身边有许多有共同话题的朋友。他说如果回老家,他会找不着北,他会痛苦万分。
留在北京后,张懋忠在中关村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虽然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干部身份、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龄,但他和别人干着一样的活,拿着与他的付出相对应的报酬,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北京人低一等。
象张懋忠这样的“北漂”,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没人能说得清。但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北漂”队伍里,每年暑假过后就会出现一批新面孔,他们说着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背着鼓囊囊的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遇到了机遇,他们就停下脚步,但是也许不久,你又会在一家新的公司见到他们的面孔。
他们不看重户口、干部身份、工龄,在他们眼里,就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制、指标、户口、住房、社会保障,而是一份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是一片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张懋忠之所以要留在北京,是被充满魅力的中关村所吸引。在他眼里,那是一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神秘土地,只要有本事就能在那里淘出金子。他说:“那里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有胆量,敢付出,谁能说不会出现明天的比尔。盖茨。北京有很多的机遇,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现在是在打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