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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这种病尚无好的治疗方法。
在医院住了一段后，学校跟我做工作，让我退伍回家。闻讯，我如雷轰顶。它给我的打击可想而知。那几天，我躺在病床上偷偷地流泪，我不断问自己，我今后怎么办？怎么办？
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亲自到北京来接我回家。父子见面相对无语，在父亲面前我没有流泪，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他和母亲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回家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愿出门，除了治疗，我几乎整天将自己关在家里冥思苦想，或将自己的苦闷宣泄在一页页稿纸上。一个月后，我终于从痛苦中走出来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人生的路并没有全部向我关闭，我的身体状况不能适应军事院校的生活，但是在地方院校，我这种病并没有列入不被录取的范围。也就是说，我还可以重新报考地方院校。
我又重新振奋起来，将高中课本找出来复习，准备第二次参加高考。由于身体状况不好，1998年我没有能参加高考。1999年，我和弟弟一起走进了考场。
我和弟弟的高考成绩双双超过了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本可以填报一所比较好的院校的弟弟，填报了一所农业大学，因为农业大学的收费要比其他院校低。我填报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我之所以填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有一个说出来也许并不高尚，也许很可悲的想法，如果去学文科，我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挣到钱，因为我知道，那些后来出了名的、赚到钱的作家，大多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既寂寞又清贫的生活。可是，我不能等，我迫切地需要钱，我需要钱给父母亲治病，特别是我母亲，她的病已不能再拖了。为了我和弟弟上学，她一直硬挺着不去医院，连最便宜的降压药都舍不得掏钱买。医生说，她早就该住院了，越往后拖越危险。我想学一个相对来说能尽快挣到钱的专业，有了钱，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将父母送到医院治病。
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父母，为了弟弟，我必须这样去选择。我对自己说：〃50岁之前我要为家人活着，50岁之后我再为自己活着。〃
我和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到达。见弟弟的高考分数比那所农大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了50多分，我在心里暗暗为弟弟惋惜和伤心，却无可奈何。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见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要4000多元，心便一下沉下去了，我知道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凑齐这笔钱，况且是两个人的学费！
经过考虑，我决定又一次放弃，让弟弟去上学，我外出打工，供他上学。没想到，弟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哥，你已经耽误了两年，不能再耽误了，我年纪小，可以明年再考。〃
父母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让我先走。
可是4000多元的学费、住宿费仍象大山一样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听说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亲戚们虽然生活也过得艰难，却仍给我凑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家里的几百块钱，一共有了2000多块钱。
还差一千多块钱，到哪里才能弄到这笔钱？没处借，也没东西可卖，因为家里几乎一贫如洗，连件值钱的物件都没有。就在学校规定报到的前几天，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将房子和菜地卖掉。
我拼命阻拦，虽然那只是两间草房，但那是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啊，况且，姥姥已经80多岁了，我怎么忍心让已经风烛残年的她连个睡觉的窝都没有？菜地如果卖了，一家人吃菜又怎么办？可是父母决心已定，他们说：〃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误了你的前途，那样我们会后悔一辈子。〃
两间草房卖了，菜地也卖了，一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
从家里搬出来的那天，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心里满是愧疚。
母亲所在的那所学校，见我一家人无处可去，便借给了我们一间房子。至今，我的父母仍借住在那间狭小的房子里。每想到他们，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
到学校报到的当天，我就开始寻找招聘信息，因为交完了学费和住宿费，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了，我不能再向家里要钱，我不但必须养活自己，我还要挣钱，为弟弟攒一笔上大学的学费。
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打工，也决不找刷盘子的事，因为这种经历不能写进你的履历表。〃可是，我首先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我找到了一份发送广告的活。星期天，我背着装满广告、沉甸甸的包站在中关村的街上，给路过的行人发送广告，那是一个常遭白眼的活，有时还会遭到呵斥。虽然一天只能挣二、三十块钱，但是我仍坚持做了一段时间，它帮我度过了最初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我又去一家中介公司打工，是给公司的经理做助理，每周两个半天，月工资200多元。在打工、学习的间隙中，我开始学习做软件，一家公司终于看中了我的能力，让我帮他们做网页，活可以拿回来做，按件计酬，这使我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
去年，弟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我给他寄去了学费。现在每个月我都给他寄100元生活费。
因为贫困，我在个人爱好和责任之间选择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从此就放弃了理想。在大学里，我不但是学生话剧团的演员，我还是编剧，我还写散文，写小品，写相声，去年，我写的小品《新编白毛女》在外交学院演出还拿了一等奖。
对于我来说，没有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确实是一种遗憾，有时我就想，等50岁以后吧，那时候，我也许会放弃所学的专业去专心写作，去实现我当作家的梦想。（未完待续）
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但是，只有有钱的人才钻得过去。
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从1901年废止八股文，1904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1906年废除科举制，创建〃新学DOUBLE
_QUOTATION，总共不到百年的历史，而其中，全盘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历史就长达30余年。
苏联教育模式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专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推崇分门别类的高度专门化的教育，它按照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照产品设置专门狭窄的学校和系科，这不但造成了学生专业口径狭窄，使所培养的人才缺少通用性和适应性，而且文理分弛，专业之间壁垒森严，还造成了人才技能单一，使教育简单地沦为一种技术教育，而缺少它本应该有的人文内涵。
正如学者杨东平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模式使〃一批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综合大学被改造为文理科或理工科大学，从而削弱了它们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的重要地位；模糊了它们作为社会的思想、文化源泉和学术中心的价值、功能；影响了它们发展学术、培养和造就大师的办学宗旨和育人目标。中国大学的塔间被削落了。〃
学校成为一座座〃教育工厂〃，学生则成为流水线上千人一面、缺少个性的产品。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各个专业之间壁垒森严，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学生转系或跨专业学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苏联模式越来越暴露出严重弊端，不但不能适应知识技术迅速更新、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而且严重地制约了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自由展开，创造性的自主发挥。
可以说，近十几年来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修正、不断抛弃这种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
而在这场改革中，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修课程，允许专业间、院校间自由流动成为呼声最高，争议也最多的话题。
80年代中后期，远在武汉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率先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这成为当时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鲜事，也成为当时教育界最有争议的敏感话题。
但是，专业的壁垒还是渐渐裂开了一条缝，专业的鸿沟上渐渐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有些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些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些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所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去年春天，在绵绵细雨中，一列快速列车将我带到南方一座城市。
这是一座集中了众多高校的城市。此次南行，我将采访重点集中在几所综合性大学，其中，有两所是80年代以后由专科院校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群〃跳槽〃成功的学生，也认识了一些〃跳槽〃失败的学生。失败者谈起失败的经历，仍耿耿于怀。成功者谈起〃跳槽〃的艰难，仍唏嘘不已。
一位成功者的自述：
谈我转系的事，要追溯到高一那年的暑假。因为进高二就要分文理科，一放暑假，学校就召开了家长会，要求学生在7月20日前将填好的志愿表交给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