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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段公子“绯闻”：“名门镜破，触动人心，X家大宅昨天整日都被传媒包围……”
香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来都有双行的高度，但是这里的“八卦”也像欧、美、日一样的风行，人们不管一则“绯闻”是真是假，只要报上、网上、电视、广播中在炒作，很多人都会追着去买、追着去看。
“绯闻”惊曝的第二天下午，当事人急匆匆从内地赶回了香港，在律师的陪同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交代了事件真相（注意是“交代”媒体言）。我很奇怪这位“当事人”即使不计父亲的影响，他自己这些年在香港也已经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青年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在记者会上，他一派被动与无奈，记者问什么，他好像就必须得回答什么，记者的问题又十分具体，直戳人的难堪，很多话都是只有在知己甚至夫妻之间才能说得出口，但是当事人一点“主动”都没有，既不说“无可奉告”，更没有“拂袖而去”的潇洒，好像报上传说关于他的“故事”都是真的（请原谅：此处我不想说明“绯闻”的具体内容以及当事人的姓名，因为那样，我觉得自己也已经踏入了“八卦”的泥潭）。
我们的“美女救英雄”就是上演在这么一种事态的背景下那天晚上，当事人刚刚在下午开完了记者会，澄清了他的“冤屈”，几个小时以后，香港有个重要的酒会，我偏巧要去采访，路上就和其他几位同行的女记者在猜测：“今天晚上香港传媒一定会来得特别多，不知道X先生还会不会出席？”结果到了现场，我发现内心坦荡的“当事人”还是出席了，特首曾荫权也拔冗莅临，台下的记者更是多得超过了想像，很多人肩头除了报道酒会，另外还都兼着一项“特别的”采访任务。
我们“美女救英雄”的具体手段就是等仪式一完，首先拉过“当事人”进行采访，然后轮番邀请他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一起寒暄、照相，集体照、单个照，尽量多占时间、多占空间。当时谁都没有在意，就在我们故意拉着朋友“瞎热闹”的时候，身边一片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一直在响，我们的行为其实一幕幕已经被装进了当地记者的照相机里。
回家的路上，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大家同时都感到了事情可能有点“不妙”，这才想起香港是一个遍布“狗仔”的世界。开始我还表现得非常“爷们儿”，说“怕什么，狗仔们能拿咱们怎么编排？咱身正不怕影子斜”，紧跟着就有人提示：怎么能说“没法编排呢”？明天报上的“照片说明”起码可以这样讲：“得知X公子闹婚变，内地女记者一拥而上”，我们几个“内地的女记者”听了这种分析立时就“傻了眼”香港的“八卦”，“狗仔”们的热情不敢恭维，但是“捕风捉影”倒是有的是本领有些人根本不管“绯闻”的内容是真是假，有媒体热炒，其他的媒体便一拥而上。更有甚者，第二天香港的网站上竟然有人开始对所谓的“绯闻”组织起有奖“竞猜”，“竞猜”的题目是“谁是‘绯闻’的女主角”、“谁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很多有可能“沾边”的香港演艺界女明星便个个都成了被媒体追逐的对象。我奇怪面对这种无稽之谈（甚至可以说是“趁火打劫”），香港社会没人抗议、没人怒斥，却有人参与、有人投票。当整个事件很快演变成了一场荒唐的商业游戏，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的当事人朋友根本就是清白的，“绯闻”当中所传他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好在第二天早上我疯了一样地跑下楼，胡乱抓过所有的报纸都翻了个遍，结果谢天谢地，香港的报纸没有照片，我们几个也没有被人给“八卦”了去，这里面的原因不知道是我们太多虑，还是头一天泰国正好发生了“军事政变”，香港的所有报纸都被这一更大的硬性新闻所占据，因此尽管后来有当地朋友向我们祝贺“好好彩”（好运气），我还是心有余悸，今天躲过一劫，下次可绝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谁来制约“法官”？
每天，香港不知道要打多少场官司，能够进入香港的法庭去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法官如何断案，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2006年8月22日，我带着一身的“庄重”，第一次走进了香港的法庭。上午九点半，这是法院两个月前就已经通知给原、被告双方准确的开庭时间，我是“被告”的陪同，不敢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开庭的法院远在沙田，离我居住的港岛不仅隔着大海，中间还隔着好大一片九龙的土地，所以那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出了门。然而到了法庭，过了半小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了，还没有动静；又过了一小时，十一点了，还听不到法庭的召唤。最后，原、被告双方一直等到了十二点出头，有人这才出面通知：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大家都忍着不满，尤其是我朋友，是为“被告”，心里担心着自己的命运，一口埋怨的“大气”都不敢出。
过去我在内地，因为经常需要采访案件多次进出法院，对内地的法庭可以说并不陌生。
香港的法庭在我的想象中比内地的一定会更正规、更神圣。然而那天，我陪着“被告”先后走进了一号、二号两个法庭，眼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意想不到”，弄得我不仅乱了视野，而且也乱了方寸。
先说二号，这个这法庭不大，没有陪审团。法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摆着书记台、双方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长条桌子，左手一个L形、被白色钢管围住的区域，我想应该是提供给没有取保候审的“被告”站立的地方，然后再往后，左、右两侧就都是公众旁听席了。
还好，一坐下，大法官几秒钟之内就从内门走了进来，法警随即喊了一声“起立”，所有人都迅速站起，再坐下，庭已经“开”了。控方开始由一位普通话翻译向被告宣读“起诉书”，之后法官轻轻地问：“被告，你认不认罪？”我的朋友按照事先和律师商量好的准备，说：“不认。”接下去大家都以为一场“马拉松”式的司法大战就要拉开帷幕，我的耳朵竖得直直地等着大法官往下发话，大法官是个香港人，低声说了一串广东话，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透彻，恍惚已经听到法官在说：“好了，现在给你们少少的时间，出去商量一下。”说完，他自己已经起身离席，整个过程大约也就用了一刻钟
大法官究竟在法庭高处最后说了一段什么话？到了庭外，大状（大律师）和他的助手律师向我们解释，原来大法官刚才在庭上讲的是今天上午已经没有时间了，下午他还可以再接着审两个小时，但是这个案子两个小时之内肯定审不完，而明天他又约了其他的案子，所以法官让“被告”出来商量，就是建议我们接受法院下一次重新安排的开庭时间，另外再换一个新法官……
什么？“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另外再换法官”？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一次开庭，“被告”已经战战兢兢地等了两个月，两个月，“被告”过的是怎样“等”的日子？人一步也不得离开香港，身体如坐移民监，而心灵所受的煎熬滋味儿更糟。为了这次开庭，北京来了多少亲戚朋友，所有人除了请假误工、车马旅费，此外还都为被告揣着一份沉重的心，这些“难处”法官大人如果不清楚，“大状”和助手律师难道也不知道？！
香港的法律与内地的体系完全不同，一个适用“欧美法系”，一个适用“大陆法系”。大法官开庭，一上来往往不听案子，不让双方的律师拿出物证、人证，而是一开庭就让控方宣读《起诉书》，然后直接问被告认不认罪，如果被告说“认”了，以后的所有程序，包括律师辩护、法庭辩论、被告自述等等的就都不用走，该罚款、该收监就都可以执行；可是被告如果说“我不认罪”，大法官这时才有必要真正忙起来，才会认真地了解案情，审判和判决随后也才会开始。
“重新安排开庭时间”？下一次不知道又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被告”听明白了情况，当场就哭了。“大状”的助手律师也是女人，到底还有点同情心，也忍不住当着我们一群内地人开始“控诉”香港法院的种种“糟糕”：“嗨，你们不了解香港，香港的法院就是很乱，法官一天可以约来四个案子，但是昨天拖堂的那个，你们看今天就占去了一个上午，我们今天还是排第一呢，都拖到了12点，而我们的后面，还有案子，还有人在等。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个法制社会，香港的法律神圣得令人敬仰、令人敬畏，可是谁来制约法官？
“开庭的时间本来就是法官自己定的，现在说不审就不审了？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我以为面对一群内地人的质问，“大状”和他的助手律师一定会很尴尬，会用好言好语安慰“被告”。但是“大状”没有，一点悲悯之情也看不出，因为他一关上法庭的门，看到已经在流泪了的“被告”就问：“唉，你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认为另外开庭对“被告”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接着他讲：“不要在这个法官的庭上开庭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我听了简直莫名其妙，忍不住插嘴：“此话怎讲？为什么说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大状”解释：“这个法官判‘有罪案子’的纪录多，下一个法官判‘无罪案子’的纪录多。”言外之意，被告如果同意换到另一个法官的庭上，我们胜诉的机会还会更大。
我愿意理解“大状”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水平过低或者没有职业道德，而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用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宽慰我们。但是，如果早知道“这个法官坏”，为什么不事前做做工作避开本案在今天开庭？如果说“大状”不能挑选，同样的逻辑，他又怎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