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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江河、北岛的诗歌提供的是动乱时期人性异化的“本来如此”的社会图景，那么顾城的诗歌展示的则是动乱过后人性复归的“应当如此”的未来憧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崛起的朦胧诗人是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于诗坛的。他们既有对荒谬现实和专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他们以愤激的呼喊，无情的控诉，沉重的反思，成为“文革”末期的“异类”，成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思想启蒙者，作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顾城的诗歌自有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他无意于像江河，北岛那样去重构“大写”的自我，表现崇高的英雄意识，只是着意于给被专制政治践踏、损害、侮辱的芸芸众生提供温暖的情感抚慰，他更像一个人性修补者而崛起于诗坛。当其他的朦胧诗人都在忙于揭出社会的痛苦，控诉“文革”给生存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意欲彻底颠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他却悄然地将大哀大悲沉淀，只是以淡淡的忧伤，思考着怎样修补被文革十年践踏、摧毁殆尽的人性。他也张扬“自我”，但他着重凸显的是具有理想色彩的“自我”。他执着地以一颗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心，醉心于象牙塔中的童话抒写和自然描绘，专注地营构诗性而浪漫的精神家园。他的诗歌不以厚重取胜，而以单纯的意象，纯净的情怀，浪漫的理想见长。如果说，江河、北岛的诗歌提供的是动乱时期人性异化的“本来如此”的社会图景，那么顾城的诗歌展示的则是动乱过后人性复归的“应当如此”的未来憧憬。他说：“新的‘自我’，正是在这一片瓦砾上诞生的，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①这个“新的‘自我’”，就是人性复归的“自我”，就是具有本真、善良，纯朴人性的“自我”，就是“我思故我在”的自由个体。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艺术追寻中，顾城最后将“新的‘自我’”的重建锁定于“天国”——由“童心”和“自然”构筑的具有精神家园意义的“天国”。他决心“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②显然，顾城是想以浪漫主义的纯净“天国”来标举独特的自我意识，回应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人本主义张扬，并借此来矫正，修补沦丧的人性。因而，顾城对“纯净美”的追求，就成为一种格式特别的觉醒的个体意识的标记，成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愿望指向。“纯净”，就成为顾城诗歌显著的美学特色。
任何现实层面上的“所以”，其背后都有深刻的“之所以”。如果结合顾城的身世、人生经历、个人阅读和文化积累来考察他的这种诗美风格的成因，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天国”是在个人身世感受、社会生活刺激、时代思潮激荡、以及中国古典诗词和欧美浪漫主义诗歌濡养的共同作用下塑造成型的。
顾城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他的父亲顾工是闻名全国的诗人，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他的诗歌天赋极高，十二岁时就作有充满奇思妙想的《星月的来由》：“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细小的窟窿/ 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月亮和星星”。虽然稚拙浅显，却也显出了惊人的想象。可是他刚读完初一上学期时，席卷全国的文革就波及他的家，他随父亲下放到了农村，一去就是十多年。农村明丽恬淡的风光，善良纯朴的人性深深濡染着他的思想，在长久的浸渍后渗入其灵魂，化作一种难以抹去的恒久记忆和生命底色。当他返城后，由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距而产生的种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和不适感就油然而生。于是他就不由自主地回想幸福的童年时光，回想在农村耳闻目睹的一切，加深对它们的热爱，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灵魂放逐于充满纯真美的童年和充满自然美与人性美的乡村。更为重要的是，年少时代在城市所看到的血腥、暴力图景的难以忘怀，更使他对城市产生了极大厌恶感，在他的笔下，城市是这样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彩虹/ 在喷泉中游动/ 温柔地顾盼行人/ 我一眨眼——/ 就变成一团蛇影/ 时钟在教堂栖息/ 沉静地嗑着时辰/ 我一眨眼——/ 就变成一口深井/ 红花/ 在银幕绽开/ 兴奋地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一片血腥”（《眨眼》）。他还看到了被政治阴谋煽动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如野兽般的争斗，仇视：“两块高大的石壁/ 在倾吐中步步进逼/ 多么灼热的仇恨/ 烧弯了铁的身躯”（《石壁》）。他也看到了人性在利益驱使下的扭曲异化：“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弧线》）。他更感受到了在真情和友爱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貌合神离、互相戒惧，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感：“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凡此种种，和他那种由于年少不幸而形成的孤独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相渗和，就造成了他对现实、尤其是对城市的深切失望。“我们知道，对一切美和完善所感到的深切失望，会在人的心灵上引起两种不同的冲动……令人痛惜的厌世感就是其一，再就是使人对所谓的真实进行反抗。”③失望的顾城，他不像北岛那样激烈地抗争现实，高喊“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回答》），他归向了另一种心灵冲动——逃避现实。他用黑夜给他的黑色眼睛，寻找到了光明的所在——纯净美的“天国”，以此让忧伤而诗意的心灵和丑陋的现实隔开，让自我获得超越性满足，并通过重塑的全新的活动主体——晶莹透明的“新我”，来宣泄对人性沦丧的痛苦和失望。
如果说，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只是创设天国的现实基础，那么，对中外诗歌的阅读、领悟与共鸣，则是顾城创作冲动的驱动力，是他诗歌理念和诗美风格形成的文化基础。他说：“我喜欢古诗……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④这些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都以感伤忧郁的气质，瑰丽奇诡的想象，崇高傲岸的主体人格，以及对理想世界的营构和对优美率真人性的描写契合顾城忧郁孤独的心灵和高远脱俗的理想，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的艺术思维，浸润他的诗思。具体来说，屈原那种对真理的上下求索，对丑恶现实的深切幽愤，对自我优美人性和伟岸人格的自炫，对强大自我意识的自夸，对“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自愁、自傲、自豪，都强烈冲击顾城的心。尤其是屈原以国家、君主的引路人自居的个体意识的张显又显然和顾城以思想启蒙者自居的壮心暗合。李白诗中所流露的狂放不羁的自由心性，昂扬亢奋的生命意识，权势重压下的激愤反叛，理想讴歌时的赤子心态，山水描写中的天真情怀，乃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原生性语言风格，都深深地启发了顾城的诗情，熏陶了他的浪漫情怀，使他获得了以“童心”和“自然”创建纯净“天国”的不尽灵感。李贺诗中那种对建立于不幸人生与高远理想矛盾中的人生伤感的抒写，对灵魂栖居地——虚无缥渺的神话世界的创设，对沉痛而无奈的生命意识的表露，都强烈感染着具有忧郁多愁个性的顾城。尤其相似的是，两人都有着青春年少时的不幸，都有着早醒而敏感的诗心，都着意于对新颖朦胧、晦涩多解的意象的搜寻，都在诗中表现着近乎病态的天才幻想。而且在审美趣味上，两人都喜好“在荒凉中追寻斑斓的色彩，在死寂中表现生命的活动。”⑤可以说，顾城简直就是千年后李贺的投胎再生。后期的李煜作为拘囚于汴京，整日以泪洗面的亡国之君，在词中流露出的哀痛无奈的人生伤感，真切细腻的情感倾吐，往事成空、人生长恨、时光倏忽的哲学空幻都契合了顾城作为觉醒的知青深感价值萎弃、时光虚度，前程渺茫的寥落心情。或者说，李煜词中人事变迁、岁月沧桑、命运无情的深重感喟引发了顾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痛苦心境下的强烈共鸣。
庄子是给予中国失意文人影响最大的智者，他对物欲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深刻认识，对弱者如何在沉重黑暗社会中实现自我苦恼精神解脱的探求在中国社会无人可及。尤其是他给失意个体提供的忘忧途径，更是令人神往。他教人们“游心于物”，“坐忘”、“心斋”，让自我在长久的静观默想中“我丧我”，实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心灵飞扬，达到“朝彻”、“见独”的美乐心境。他教会了人们如何逃避现实而又心灵虚静充实，他为人们开辟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幽静大道。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以那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奇幻瑰丽的想象，启迪了一代代文人的浪漫情怀和诗思。“他那婴儿般哭泣著要捉月亮的天真，那种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使他成为了最真实的诗人。”⑥应该说，顾城从庄子那里继承的，既有精神层面上的个体疏离，灵魂遁逃；亦有艺术层面上的奇诡想象，物我交融。庄子哲学的精髓，在顾城诗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感伤情怀，对理想国的构建，对主体意识的张扬，对人性美的描写，对奇诡瑰丽想象的运用，对物我交融的追求，都是顾城构筑纯净“天国”取之不尽的材料，都是他灵感的催发剂。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让顾城无法排解的孤寂愁烦与古人无可奈何的悠远叹息进行了沟通，并为他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