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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让顾城无法排解的孤寂愁烦与古人无可奈何的悠远叹息进行了沟通，并为他诗歌的感伤气质作了情韵暗示，那么，欧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内质则给了他强大的思想支撑，为他对主体“自我”的歌吟和异化人性的矫正提供了操作工具，鼓舞着他在人性沦丧的劫灰与瓦砾上重塑“新我”。他说：“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⑦那么他喜欢洛尔迦的什么呢？听他自己说吧：“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旗的村庄、月亮和沙土，他的谣曲也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迦，因为他的纯粹。”⑧洛尔迦是西班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诗人，他也着力于童心和自然的抒写。翻开他的诗，那像露水和月亮一样纯净的意境便会深深吸引我们。其童心，纯净如绿草丛中闪闪发光的珠玉，其环境，如皎洁的月光照着一望无垠的镜湖，其想象如鳞鳞波光闪荡跳跃。他的诗不颓废，不激越，永远恬静，始终给人含蓄蕴藉的艺术美感。在洛尔迦的笔下，有这样的《哑孩子》：“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把它带走的是蟋蟀的王）/ 在一滴水中/ 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我不是要它来说话/ 我要把它作个指环/ 让我的缄默/ 戴在他纤小的指头上……”在顾城笔下，有这样晶莹闪亮、纤尘不染的童心；“我有一个小钱夹了/ 我不要钱/ 不要那些不会发芽的分币/ 我只要装满小小的花籽/ 我要知道她们的生日”（《生日》） 。在洛尔迦的笔下，有这样的安达露西亚式的农村风光：“茴香和白银的夜/ 照耀在屋顶上/ 流水和明镜的银光”（《小夜曲》） ，“瓜达基维河/ 在橙子和橄榄林里流/ 格拉那达的两条河/ 从雾里流到小麦的田畴”（《三河小谣》）；在顾城的笔下，有这样的江南水乡：“我感到/ 绿麦的骚动/ 河流柔软的滑行/ 托盘般微红的田地上/ 盈盈的花香……”（《水乡》）。在洛尔迦的笔下，有这样的奇思妙想：“绿啊/ 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繁星似的霜花/ 和那打开黎明之路的/ 黑暗的鱼一同来到/ 无花果用砂皮似的树叶/ 磨擦着风/ 山象野猫似的耸起了/ 它的激怒了的龙舌兰”（《梦游人谣》）；在顾城的笔下有这样东方式的幻梦：“在一滴水中/ 我们诞生了/ 大理石绽开永恒的波纹/ 象一片磨平的海洋/ 象寓言般光润/ 水底洁白的卵石/ 渐渐开始了游动”（《梦痕》）。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两人虽时代背景殊异，但在诗歌的审美旨趣和精神向度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重视对以童心和自然为客体对象的外在美的抒写，让升华的外在美与诗意的情绪美交融一体；通过清新鲜美、晶莹透明的意象构筑静谧安闲的意境；通过含蓄的诗韵引发人们悠远的情思；着意以一种古朴纯静的古典美来诱发人们远离现实，升华人性，漂洗灵魂。可以说，洛尔迦对美的追求的别具一格的表达，启迪顾城找到了表现纯真、善美人性的最佳载体和形式，充实了他构建纯净“天国”的表达内容。
至于惠特曼，他对顾城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那种狂放不羁，目空一切的“自我”表达和“魂天归一”的艺术追求上。顾城这样评价惠特曼：“他像造物者一样驱动着它们（物象——自注） ，在其外又在其中，只要他愿意，他随时能从繁杂的物象中走出来，从法规中走出来，向物化的生命显示彼岸。”⑨，在他看来，惠特曼已经能“穿起物象达到本体”⑩，已经领悟到了艺术内容的“神”——表现永恒自我，并让自我和外物达到了和谐的交融。用顾城的话说，他的诗所表达的“只有他——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我，只有他——那个临近的清晰的永恒”⑾。确实，当我们翻开《草叶集》就会发现，惠特曼对“自我”的表现已经达到了无所顾忌、无法逾越、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极力地毫不躲避地张扬自我的一切欲望和追求，张扬人性所该拥有的一切，抒写缤纷多彩的比大地、海洋、天空还要辽阔的心灵世界，展示令道学家大跌眼镜的人的内宇宙千奇百怪的秘密。他的那个坦陈无遗的“自我”，如天风海雨，如磅礴巨浪，以排山倒海的宏大气势，仿佛从混沌鸿蒙时代不加雕饰奔涌而来，强烈冲击、振荡着受到文化约束的人们的心灵，让我们看到了活力四射、昂扬傲立的巨人，看到了多姿多彩的本真人性，让一切个性压抑、活力萎缩的人们为之一振，产生奋进的冲动和张扬的渴望。惠特曼在《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鸟》序言中这样写道：“反正我更关心的是要启发式地唱出奋发的精神和豪迈的进取心，为各种在户外活动的健儿提供一点什么，而不是要制造完美的韵律在客厅里压倒别人。我从一开始就大胆地走自己的路，不惜冒险——并决心继续冒险走下去。”“自己的路”是什么呢？就是表现“永恒自我”。而且对这种表现，惠特曼有着屈原般九死不悔的执着，有着执着一念、永不言弃的悲壮。所以他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来。”他又说：“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之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他在《自己之歌》里这样鼓动丢弃自我、不屑于表现自我的人们：“和我在一起呆过一日一夜，你就会有一切诗歌的泉源/ 你将会得到大地和太阳的一切美善/ 你将不会再间接又间接地去认识事物，也不会通过死人的眼睛去观看一切，也不会以书本里的假象和鬼影作为你的粮食/ 你也不会通过我的眼睛观察，从我去获得一切/ 你将静静地向各个方面倾听，经过你自己而滤取它们”。他坚信并启发人们：“自我”是一个巨大的写作源泉，倾听和抒写心灵，就是倾听和抒写人性的天籁和世间万物像潮水冲击海岸般在心灵的回响。诗人应通过抒写心灵来实现对于人生经验、人生真谛的独特领悟，来实现对社会生活有选择的溶解、滤取。所以当顾城第一次读到惠特曼的作品时，那个健壮的灵魂就像黄钟大吕般冲击着他的心灵，他激动地说：“他的声音垂直从空中落下，敲击着我，敲击着我的每时每刻。一百年是不存在的，太平洋是不存在的……我被震动着、躺着，像琴箱上的木板。整个一天，我听着雨水滴落的声音。”⑿正如惠特曼的灵魂和大自然的完全交融，此刻顾城的艺术创见和惠特曼的诗美特征有了深度契合。就在这一刻，他豁然开朗，有了对诗歌创作的顿悟把持：应该“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⒀这个“本体”就是充满丰富内心奥秘的、有着独特个性的、包溶众多大我精神的“自我”。我们可以看到，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梦痕》、《水乡》、《鬼进城》等含量丰富的作品中，惠特曼的艺术精神已被无迹可求地悄然灌注。可以说，惠特曼对桀骜不驯的自我的张扬，对诡奇密集意象的择取，对“魂天归一”境界的构筑，都为顾城表现个性化的“天国”梦想提供了极好的参照范本和观照榜样，让他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坚冰渐趋消融，“寒凝大地发春华”的时候找到了极富魅力的借鉴对象，从而得以坚决地抛弃政治化写作，毁弃小我屈从、消解于大我的艺术桎梏，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初春时节，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气氛中勇敢地唱出让人震惊的“自我”之歌，让诗歌回归于背离已久的“心灵抒写”的审美价值本位。
通过以上管中窥豹式的探析，我们可以发现，顾城诗歌“纯净美”风格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童年“创伤性情境”和乡村明丽风光、淳朴人性的影响，亦有飘逸着理想与感伤氤氲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直抒胸臆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濡染，更有思想解放，诗艺革新的时代思潮的促发。它是众多叠加的客观性因素的主观生成，是新时期“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统一共振的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