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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伙计，”博斯哈德说，“这招不灵。”
“你帮不帮我？”
“不行，伙计，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干。”
当博斯哈德离开房间的时候，卢瑟避开了他的目光，对自己说：“我真不了解这家伙，从来都不。”
此时的博斯哈德已经不是个新手了。很多与他同来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警察的工作而离开了。但是正像卢瑟在街上的生活中找到了刺激一样，警察的工作对博斯哈德来说也是同样的，只是他相信他是在与混乱的势力对抗。他已经从巡逻转到了行动队，成为出没在那些治安很差的地方，进行预防犯罪工作的特殊便衣警察的一员。因为他的一头金发，贫民区的黑孩子们把他称为“星空”。看见他飞檐走壁和在街上追击罪犯的样子，孩子们有时会找他签名，博斯哈德就会签上：“祝你好运。你的朋友，星空。”因为他表现出色，旧金山的警察局长下令给他晋级。
博斯哈德与反毒组漂亮的秘书简结了婚，她是警察的女儿。他们搬了家，不久就生了三个孩子，住在离犯罪高发地区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他想简也是警察，这会使他们免遭警界离婚率奇高的厄运，但维持家庭的平静也绝非易事。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老兵
到70年代中期，史蒂夫和卢瑟已是街头平静的战争中的老兵。这种战争只是偶尔才爆发，但却总是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进行着。这同样是场战争，就像越战一样，看不到尽头。与越战一样，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当博斯哈德初当警察时，他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平，现在，他与其他多数警察一样，相信法律是没有力量的，罪犯拥有权利而受害者没有。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失望，反而工作得更努力。
1973年，史蒂夫和卢瑟在县监狱里见了一面，之后他偶尔能听到关于卢瑟的消息，一般都来自那些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同事，有时他们还就此开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行动，搜查一个同性恋的屋子，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套海军制服。一个伙伴说：“这是你的还是卢瑟的？”但因为卢瑟不是警察跟踪的重点，史蒂夫最后也找不到他了。然后，在1974年晚些时候，他在一张杀人案通告上看到了卢瑟的照片。
正像卢瑟所说，“情况很复杂”，就如同几年后洛基·索撒尔的死一样。他卖给一个女子7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两人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鬼混了两天，他帮她把毒品都吸完。很明显，那个女子不打算用那些钱来干这个，不久就有两个男人拿着高尔夫球杆，找他要回那700块钱。卢瑟大声求救，他的一个“犯罪伙伴”被迫开枪打死了一个家伙。博斯哈德后来看到了警察发出的对卢瑟的逮捕令。
卢瑟和一个女朋友躲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他到那个伙伴家去了一趟，立即引起了巡警的注意。当他走下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他，卢瑟报了弟弟的名字，他复述了弟弟的情况：生日、母亲的名字、犯罪历史。当警察向总部报告的时候，正巧博斯哈德在那儿。“把他带来，”他在对讲机上说，“我会告诉你们他是卢瑟还是他弟弟。”卢瑟到警察局的时候浑身是汗，虽然当时是夜里3点，他身上只穿了件单衣。
“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卢瑟悄声对博斯哈德说。
“这是个谋杀案，伙计！”
“你知道我没有谋杀。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算了吧，伙计，”博斯哈德说，“你是海军陆战队员，序号2095725。我就知道这个。”
“别管那些了，他妈的，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我不能，伙计，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谋杀。”
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仅只是因为卢瑟违犯了法律，法律是不重要的抽象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博斯哈德觉得卢瑟已失去了诚实，成了一个采取欺诈手段的人，不再用一种男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命运。“我看他已经成了那种耍诡计的家伙，成了那种总是有个小妞陪着，利用她们隐藏自己的家伙。当她们被逮着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喊‘是她干的，我是清白的，毒品是她的’。”博斯哈德对那些抓捕的警官说他们抓对了人。
“我以为咱们俩关系不错。”在被带往牢房时卢瑟说道。
“咱们是不错，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博斯哈德嚷着。
“你出卖了我！”
“从现在起，你自己做事自己当，伙计。”
卢瑟被指控一级谋杀，在监狱里呆了八个月等待审判。证据表明他最多是个同谋，但他拒绝指证同伙，法官最后不得不和他达成交易，卢瑟承认过失杀人，被判一年徒刑，用判决前拘押的时间抵上。但他还面临另一项指控，即作为有前科者携带枪支。他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定罪，并被送进监狱。
他在监狱里的六个月不难打发。他的打字技术、电脑知识和讨人喜欢的性格让他成了监狱里的宠儿。出狱后，卢瑟立即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更深地陷进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中。他搞了一大堆枪，开始做更大的生意。“我认识加州从南到北做可卡因生意的所有人。我是州里的主要人物，从圣迭戈到尤里卡到处做生意。对我来说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我能干得很棒。”
卢瑟此时已有了五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其中的两个是在三天内出生的。他十几岁时生的女儿还给他生了两个外孙。他跟孩子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带着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去与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过。从监狱出来不久，他遇上了一个叫芭芭拉的年轻白种女人。
仿佛就在昨日最短的归途
绕道走一段最长的路可能是最短的归途。
——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确，历史没有为我们这一代人提出更艰巨的问题，但是过去20年来，也发生了诸多重大事变，如越南战争、古巴监狱丑闻、入侵阿富汗等，理应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我们在60年代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如何看世界，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既然对心灵的探索如此之少，新左派还算不上思想运动。尽管有斗争，知识分子发议论，新左派总是对思想反应过敏，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失望。30年代通常是我们衡量自身的参照物，当时的主要人物如今至少也已步入老年；60年代是青年时代，充满了失落的男女，他们在政治上总也长不大，因而忽略了历史的动力，对他们的行为并不负责。正因如此，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谁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记述他们的信仰与背叛，谁也没有心灵上的政治黑暗，为共同的经历普照光明。
不管怎么说，这正说明有必要重新回顾60年代。这个时期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不需付出代价，生活充满乐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可以活得如此天真烂漫，那种天真还能带着微笑。多数激进分子到60年代末已变得虚无和困惑。60年代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路易斯·福尔和许多其他政治老前辈表达出来的反叛精神，或不出大错的出格行为。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超凡人物，放荡不羁。
60年代在历史学家眼里独具特色，这十年可以自成一体。发生的事件大多是战争、暗杀和你死我活的分裂，整个一代人都是无感情的政治动物，这十年在人们的记忆中与其说是悲剧，倒不如说是闹剧。
〖3〗第九章仿佛就在昨日〖4〗〖1〗〖2〗破坏性的一代〖4〗我认识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时，他们还是戴红尿布的孩子，他们后来终身从事政治。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似乎还只是靠绿卡生活的另类，成为异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是世界公民而不是美国公民，对此我真有点羡慕。比较而言，我感到我的大半生都是在开着空调的美国噩梦中度过的，我的政治没有超出反叛的传统。我的父母即使谈起政治也只谈增税和华盛顿官僚体制这种平庸的话题（至多谈罗斯福在雅尔塔的传奇）。他们是大萧条中的“新政支持者”，但战后他们都变成共和保守派。这种转变与富裕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从未从中产阶级偏下的水平中走出来，但带着失落感，失去社会、失去自由和可呼吸的空气，还失去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但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感觉不到的东西。
我本以为我的“政治意识”是1959年离开南加州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才开始有的，我们激进派都这么说。这个城市从此变成自成一派的城市。该地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学校，到处都在制定激进的计划，官员们热衷制定反美“外交政策”，犯罪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一位商人对官僚体制极度不满，就在他的商店里挂了个大招贴，引用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凡是没有明确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直到50年代末，伯克利还是一座干净、照明条件不错的地方，一座给人以小镇感觉的城市。虽然相对小一些，但有空间感。它标榜为标新立异者的家园、发明创造的舞台。整个加州还没有一处敢称为文化先导的地方，大多只显露出沿海的落后。伯克利是全州沉闷空气中的一块大都会自由区。每个人都似乎在写一部小说，每个人都是“存在主义”者。旧金山湾区的生活是这座城市的集中体现，大学生可能偶尔还能看到杰克·克鲁克本人沿着电报大街散步。但对我来说，伯克利的引人之处在于它不是南加州，我在南方长大，那里似乎是50年代的缩影，到处充满枯燥和迂腐。少年犯罪造成威胁和不安。我开着1947年的老福特车奔驰在大街上，去赶福林格蒂和金斯伯格的诵诗会。我梦想能逃出洛杉矶，不想进入这样的真实世界。
整个1958年夏天，我都在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