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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58年夏天，我都在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大学读书。那里的学生满校园里跳摇摆舞，吼几嗓子“美国佬滚回去”，我当时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有个人提到思陀罗思，他曾经与暗杀托洛茨基有涉。我还问人家：“谁是托洛茨基？”一位墨西哥朋友说：“让我们去帮助卡斯特罗吧！”就好像是布兰多或者詹姆斯·迪恩可能做的事。我们几个人试图弄到一艘私人游艇，就像“祖母”号带我们去古巴一样。这种事与政治毫无关联，我们也办不到。我没有去古巴，而是去了伯克利。
安·阿伯向以新左派诞生地而著称，主要得益于波特·胡伦的讲话。在汤姆·海登和其他奠基者公布他们的宣言之前，伯克利就已经感到大爆发前夜的风暴。因抗议处决“红光土匪”卡利尔·切斯曼，以及在旧金山大街上为抗议种族歧视而举行的静坐示威，引发高度警觉。警察用火警水龙头冲洗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将他们赶下市政大厅的台阶，看着水龙头喷向妇女，她们的裙子在两条大腿中间上下来回飘动，警察们露出污秽的惬意。旨在反映游行者的电影《废弃行动》多年后才公演，后台制作非常严肃，但在伯克利被传为笑柄，就像现在《胆小也疯狂》一样。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都是时尚演讲的政治翻版，所有这些都与我的所见所闻有关。我自认为是自由派，不过我远非仅是一个坏男孩。我只是要做得比人们想像中的要好，想有更自然而然的命运。我们谈论着新政治，也想避免美国不变的现状，这种新政治将是个人的亲身体验，并达到“真”的境界。
仿佛就在昨日循规蹈矩的征途
暗杀肯尼迪案发生时，我当时正在读英语研究生。他就职后的几年实际上等于打一场小型战争。每件事都已就绪，虽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我们还是为之一动。消息从达拉斯传来，我认识到将要发生一次大地震。一瞬间，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不仅产生一种损失感，也似乎意识到一个孤独疯狂的枪手时代来临了。这远远超过认识到“制度不能保护我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丝恐惧和预感：如果他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话，结果又该怎样？
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次机会。随着抗议白热化，“言论自由运动”抨击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广大社会的缩影，外面的社会权力已经窒息了人们的自由，而大学校长也在压制学生的权力。我们的抗议使得校园瘫痪，我们因此感受到主宰沉浮的光荣。我们在风华正茂时就抓住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提前这样做，因为人一过了30岁，就靠不住了。
随着与大学当局的对抗演变成一场冲突，我们感到历史不是所读到的那样，而是人们实际上可以创造的。一个人没有必要非得等到人到中年才去享有成年人的权势。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我们上了电视。不管现存秩序多么乱，这个制度充满了疑惑。沃兹华斯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但当阿拉梅达区警察在黎明时分开始聚集在校园四周，做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时候，我脑子想起了诗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行诗：生是一种福气，年轻就是天堂。
“言论自由运动”开始时，我正在以简·奥斯汀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论文完成之时，也就是我作研究生的时代结束之日。我不能再把生活视为循规蹈矩的征途，如果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已可想而知，那该多么乏味。现在奥克兰的杰克·伦敦广场上正在搞“种族平等国会”大游行，反对餐馆就业中的种族歧视。1965年伯克利确定了本校的“越战日”，这是全美第一个教师反战罢课活动。从前，西贡对加德满都或斯里兰卡来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听了艾萨克·多切等人的演讲后，我把越南加进了自己的政治地理课中。正如演讲者所说，越南是一块被美国士兵占领的地方，正像我们的校园被阿拉梅达区警察占领一样。
那个夏天，我去了伯明翰，在麦尔斯学院谋到一个教书职位。这所黑人学校的校长埃·皮茨让我想起拉尔夫·埃里逊的《隐身人》里的那个校长。前一年的夏天，麦尔斯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警察局长“康纳牛”放出他的警犬，皮茨用一条封锁绳圈住学校，以此保持学校的自治。我来校报到时，皮茨校长已雇佣一些中年黑人沿学校四周巡逻，防止三K党驱车扫射。其中我认识的一个人叫雷蒙，他曾经将他的午餐分给我一份。
这个经历只是其中浓缩的一幕，我记得更多的是一系列蒙太奇影像。一年前，四名黑人女孩在一个教堂集会中被炸死；在浸礼会教堂里主持纪念活动的一位黑人基督徒戴着一副污迹斑斑的眼镜，让我永生难忘。年轻的白人拿着垒球棒追赶登记投票的黑人。伯明翰发生一起爆炸，一名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黑人矗立在他家那烧焦了的房前，活像一个胶片底版。
那年夏天，我所见到的黑人都视马丁·路德·金为心目中的偶像，只有一个名叫约翰·杰弗逊、皮肤有点发褐的黑人义工例外。这位投票登记项目的主任讥讽金博士是“鸡稣”（耶稣）和“鸡督”（基督）。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谁有《圣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手中有枪。”他对非暴力哲学不屑一顾，他说，非暴力这种思想长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杰弗逊对白人的民权活动持模糊态度，这是我在南方见到的第一位这样的黑人。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马丁·路德·金和鲍伯·肯尼迪被暗杀、芝加哥暴乱等，这一年集中体现了整个60年代大动荡的全部故事。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感觉到但并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左派决定铤而走险。他们的标语用的是道义煽动，比如“将军队撤回来”被改成“将战争打回来”。憎恨美国的时尚早已取代了让美国更美好的愿望。美国运动员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一败涂地，让我们兴奋不已。那年我收到惟一一张圣诞卡，封面上画着一名越南农妇手握来复枪，下面写着“地球上的和平”，里面写着“用各种必要的手段”几个字。
我们每周坐在一起看一次电视，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宣布尸体数目不断攀升时，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我拿着汤姆·海登从河内带回的一把梳子，他曾经去那里确保我们在越战中团结一致。梳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F…105战斗机的叶片做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还打上一行字“北越打下的美国海盗第1700架飞机”。
我们痛恨战争，但是我们也喜欢它。我们因越南而变得特殊，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战争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过头的想法和行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掷石块，我们一想到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恶感就立马消失。放火焚烧学校图书馆后，我们对自己说：这是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说战争给我们发了许可证，它还让我们沉湎于道德优越感而不能自拔。我们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犯了什么不太体面的小错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们终将被我们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淹没。
仿佛就在昨日青春火焰
越南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它是我们的战争，这是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的经历。记得1968年有一天，听到和谈的谣传，我们不寒而栗：战争结束了该怎么办？那时我们还能干什么？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想法。战争不可能结束，那是我们的生命，是熊熊燃烧的青春火焰。
新左派跑到芝加哥找点乐子，抛弃自由派，选举了尼克松。我们相信，事态的发展将“激化矛盾”，使国家更快速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光有改革不行。必须有一场革命。我们不太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必须搞一场革命。以前我们自称为“激进派”，而现在我们要当“革命派”。我们等待着天际出现划破时代的曙光。1969年伯克利人民公园暴乱，是一帮破罐子破摔的乌托邦派和死硬的政客相互呼应的结果。伯克利顿成瓦砾：破碎的玻璃窗向冰雹一般随处散落，阿拉梅达市警察局的警察在我们的人海包围圈中孤立无援，个个如惊弓之鸟。市警察局再次派“蓝皮军”支援。暴乱中，我冲着催泪弹扔了一块石头，砸到了他们的一个人。他的同伴拿枪顶着我。我掏出记者证，对他们吼道，“我是记者！”
我突然想起法朗茨·法能关于“革命暴力”的理论。我们现在是“美贡”（参照“西贡”），当时说什么都不算滑稽，“占领”伯克利，把它变成“解放区”的示范，以便在全国建立类似的战略根据地。大街上处于混乱状态，汤姆·海登躲到某个角落，正在起草他所谓的“伯克利解放计划”。他还谈到有必要击退警察，可以通过采取游击战行动打败这些“占领军”。他说，白人激进派和反文化分子做不了这个，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惟一能打响“武装抵抗”是潘特斯，海登称该组织是“我们的”“民族解放阵线”。克利弗、休伊·牛顿、鲍比·希尔等人要么在蹲大监，要么在组织人民公园暴动。我听说他去找过潘特斯的临时领导人戴维·希拉德，讨论能否打下一架阿拉梅达警察署的直升飞机。据说，希拉德厌恶地看了海登一眼，“汤姆，就按你说的办。找一个黑家伙扣动扳机。”
我们这些50年代形成政治敏锐感的人感到来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迎头赶上的危险。这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时代：那些对革命暴力表示怀疑的人，他们自己要受到怀疑。新口号是“越暴越好”。新左派第二拨的代表人物是伯纳德·多恩，她是激进派的顶梁柱，从伯克利来，身穿超短裙。她说，“该是停